朱岩在协和医院呆了 9 年。作为国内医学最高殿堂，这里几乎是中国医生最向往的地方。即便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是觉得"挺骄傲的"。
朱岩 33 岁，但他的理想却是“回到明朝当医生”，这是他在微博上的名字。“算是一种虚指。”
在深圳谈及此，他笑起来：“随便穿越到哪个朝代都行。”
朱岩剪了个平头，戴着眼镜，言语平和，爱好旅游和历史。如果穿上白大褂看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医生形象。不过，谁也没有预料到，他还是一个喜欢逆风而行的“变革者”。
朱岩在协和医院呆了 9 年。作为国内医学最高殿堂，这里几乎是中国医生最向往的地方。即便现在回想起来，他还是觉得“挺骄傲的”。
朱岩毕业于山东大学医学院，当初考入协和医院颇费周章。“一大排专家教授坐在对面。除了现场做几个病例分析，还需要用英文面试，阐述自己对于生活的看法。”
协和医院人才济济，竞争激烈，到了第 7 年，他终于成了一名主治医师。“这和其他医院比起来，算很慢的。”可是两年之后，也就是 2012 年 7 月，朱岩却辞职了。他南下到了深圳，自己开起了诊所。
从医学生到主治医师
刚进协和时，朱岩的目标就是有朝一日做上专科大夫。事实上，要在一家大医院成长为一个专科医生，在中外都很“艰苦卓绝”。
在国内，医生从全科转到专科之时，都必须轮流当值总住院医生。这时，可能会连续工作五天五夜。在大医院一个普通医生晋升到主治医师的时候，“都必须经过这种魔鬼训练。”
而在美国，如果想成为一名外科住院医生就必须准备五年内每天早上 6 点到病房查房，晚上 8 点以后才能回家；而且夜里要穿洗手衣睡觉，随时待命出发。这个阶段医院不发薪水，只有数千美元的津贴。
从 2003 年开始，朱岩就在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习、工作近 10 年，从医学生、住院医师、再到肾脏内科主治医师，积累下丰富的临床经验。如果不离开协和，他未来也将成为一名有造诣的医学专家。
因为在协和医院，一个主治医师晋级为主任医师、再到专家教授，这是一条可以预见的道路。但是，朱岩还是放弃了。
“也许你已有所耳闻，当初读书时，选择学医的孩子基本都是成绩最好的。但渐渐地，各方面就落下来了。”事实上，在大名鼎鼎的协和医院，一个主治医师的工资仅仅 8000 元。
而在美国，虽然年轻的外科医生在当上总住院医师前待遇不高，不过银行很乐意给其贷款，因为美国医生未来的还款能力极强。“一个专家教授级的医生，在美国的收入和副总统一样。”自由医生张强透露。
朱岩坦陈，“金钱不是最重要的。但这样的收入，很难让一个年轻人在北京生活。可当年谁不是抱着一腔热忱、十年寒窗，才穿上圣洁的白大衣的？”另一方面，作为医生“50% 的精力都被所谓的科研、无意义的职称指标等杂事耗费掉了。其实，国内 90% 的医生科研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这样的生活，我们不想过了。”
穿越不了明朝，朱岩选择了做自由医生。
2012 年他在微博宣称，“放弃了稳定的收入，远离了公立医院这棵大树，抱着医疗与服务结合的理想，我们选择了自由执业。”
三个合伙人的医疗诊所
朱岩离开了协和医院，和年龄相仿的同伴王志远、施翼，联合创办了卓正医疗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正医疗）。
目前，卓正医疗旗下的 4 家诊所已经正式营业，旗下共拥有 9 名医生，预计年内形成 5 家诊所的规模。
这是一个在国内鲜见的医疗诊所。王志远精于金融、投资，曾在花旗环球金融和摩根大通的投资银行部门工作多年。凭借个人实力，他为卓正医疗拉来天使投资，现担任卓正执行董事；施翼则是商业运营、推广的高手，并有创业经验，遂出任卓正商业运营总监。此前，施翼曾担任腾讯科技的高级产品经理，负责在线保险、医药等生活服务电商领域的产品体验和用户运营。医生出身的朱岩，则担任了卓正医疗运营总监。
三人在北京经朋友介绍认识，其中王志远和施翼同为北京大学同学。“虽然朱岩言语不多，但他性情坚毅。很多医生谈起自由执业来热血沸腾，可接下来就是很难行动了。”施翼说，朱岩则全然不同，“他很快就办好辞职手续。”
2012 年夏天，远在深圳的施翼每天都要和北京的朱岩、香港的王志远通一个电话。“我能感觉他从医院辞职的压力，因为离开协和肯定就回不去了。”施翼说，“但同时，你能明显感觉到朱岩每天都能有新进展，他就是这么一个踏实的人。”
对于这样的组合，三个人的一致看法是：“卓正创始人中一定要有医生，但全部是医生也不行。”
目前国内社区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服务配套都相对容易解决，但是医疗和教育，特别是中高端医疗服务的配套资源非常稀缺。当三个人在这点达成共识后，就探讨“何不集结国内优秀医生，一起创办一家提供家庭医生服务的高端诊所呢？”
全世界 90% 以上的国家，医生都是自由执业。医生除了可以与数家医疗机构签约、实行多点执业外，还可以合伙开诊所、以及最为主流的 medical-group形式，即组建医疗团队联合执业。
来到深圳，在拟定招聘时，朱岩把自己“回到明朝当医生”的个人理想，写成了一个“集体宣言”——“如果你厌恶收受医药回扣、病人红包，坚持道德底线，但是希望医生的价值能够被社会认可，希望过上应有的富足生活，加入卓正医疗，它代表一种不同的行医生活方式。”
这则招聘启事打动了远在广州的儿科医生陈英。她花了一天时间，前来深圳考察。当时，卓正连诊所的地址都还没敲定。在咖啡馆，她见到了朱岩, 顿时“相见恨晚”。
走进卓正儿科诊所，就如同走进游乐场一样。房间不仅颜色鲜艳，还配备图书、玩具。儿童诊所的候诊区和就医区是分开的两个入口，目的就是让孩子不感到害怕。
一名儿科医生的困境
陈英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原本在广州第一医院做儿科主治医生。没遇见朱岩他们之前，她的生活可谓一个普通医生的典型写照——每天从早9 点工作到晚 9 点，中间连喝一口水都没有时间。“即便是怀孕工作时，中午想去吃饭，病人也有意见。”整天没日没夜地加班，很难照顾家人，但是“收入不高”。
“这真不是矫情，医生有时候真是用生命在奋斗。”陈英曾经有两年在住院部主管白血病患儿，每天要打好几个鞘注（编注：鞘内注射，将药物注入脊柱中的一种注射方法），接触大量化疗药物。“那两年体检我的肝功能就没有正常过。”不管目前的医患关系如何恶劣，“大多数医生，都还在为信念而坚持。”
中国儿科医生现在有 6 万，还有逾 20 万的缺口。“1000 个儿童对口 0.23 个儿科医生。” 几乎所有大医院的儿科医生都在超负荷工作。陈英最超常的纪录是门急诊连续工作两天两夜，48 小时。
“以前，我每天要看 100 多个病人，每个病人最多 3 分钟。”陈英说，“看病时你不能笑，也不能多说一句话，因为后面的病人会有意见。”3 到 5 分钟时间，医生根本无法真正了解一个宝宝。所以在大医院，很多时候医生没有充分的时间了解和沟通病情，为了医疗安全，宝宝可能会遭遇过度医疗。
哪怕在香港地区，儿童输液也极其罕见，但是在国内儿科医院的输液大厅场景却蔚为壮观。滥用抗生素会让孩子体内产生抗药性，使原来的抗生素失效，甚至产生“超级细菌”无药可用。
为什么国内医院动不动就给儿童输液，甚至用上头孢三代这些高级抗生素呢？究其原因，就是在“以药养医”的框架下，高级抗生素在常用药中价格可观，就成为一些医院儿科的创收工具了。
尽管如此，在中国的公立医院，儿科和急诊科都属于冷门，“因为儿科用药少，创收低。比如 0.25g/支的头孢，50 元/ 支。成年人一天可能需要 8 支，花费 400 元。但是一个宝宝一天可能只需要一支。”陈英说，在成人科，一个护士 15 分钟可以给三个人打针，但是在儿科一群护士可能花 30 分钟还没给一个宝宝打完针，儿科在医生护士的配置上要明显高于成人，这也造成收入偏低。在县医院，一个儿科医生可能每个月，也就 1000 元。
和骨科、泌尿外科、心内科等热门科室相比，前者因为操作检查用药多，科室收入高，急症少、工作强度可控。而儿科和急诊科，工作强度大收入反而低。另一方面，儿科病例变化快、责任大，医生被打的几率又高于其他部门。
“现在很多医生都特别想逃离，不全是为了钱。关键是医患关系紧张，病人不尊重医生，医生受限于条件，也无法给病人提供充足优质的治疗。”陈英说，“儿科医生走得最多，儿科医生荒已经出现了。”
在见到朱岩后，陈英豁然开朗。“朱岩温文儒雅、包容性很强，第一面就觉得很靠谱。”更为关键的是，“我们两个同为医生、境遇相似，而职业的理想又完全一致——我们不想开违背良心的药，我们不想打不必要的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靠自己的劳动，赢得尊重？”
朱岩、王志远和施翼这时已经在蛇口合租了一套 120 平米的房子，准备大干一场。之所以最终选择深圳，是因为和北京、上海、广州相比，深圳虽然经济基础雄厚，但医疗资源薄弱，这里几乎没有太多大医院、医学院也很少，这就是机会。
施翼的专业和学长李彦宏相同，都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虽然在腾讯已经做到一定职位，但他始终想做点事情。
朱岩来到深圳后，王志远也毅然从摩根大通辞职了。
王志远与朱岩接触后，慨叹无比：“医生像金融从业者一样，也是专业人士，但国内医生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社会认可度简直太低了。而在香港，医生的收入是一般金融从业者没法企及的。”他判断，“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医疗需求肯定会越来越多。”
“香港诊所”模式
开所之前，三人兵分几路，分别去美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考察。
朱岩重点看的是香港诊所，来来回回去了 6 次。他把香港高中低三种诊所，全都“翻”了一个遍。
香港诊所相当发达，比如连锁品牌卓健、盈健等都名声赫赫。朱岩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去香港一个比较偏的地方，参观过一个低端诊所。一个老医生在那里做全科，已经十多年了。刚开始是一个小房间，后来就搬到写字楼里面，面积也变大了。
每天到了下午 4 点，他就不加号了。”
朱岩注意到这个医生，在门口摆了一溜板凳给候诊的人。“诊所里有 4 万多本病历，真是蔚为壮观。”他的挂号费不高，仅仅 200 港币。
而香港高档诊所则喜欢集中在写字楼里。“有的地方，整幢楼都是诊所，这样方便市民就医。”
香港的租金贵，即便高端诊所面积一般都很小，单个医生执业的能有 30 平米就相当奢侈了。但这并不妨碍医生看诊。
“有一定年资的香港医生大部分都会开设自己的诊所或者签约医疗集团运营的连锁诊所。”遇到病人需要住院怎么办？
他们一般与几家医院签有合作关系。医生可以把病人安排进其中一家医院，由医院提供住院支撑服务，医生本人定期巡房。最后患者收到的账单分两部分：医院收费、医生收费。
三个人都很倾向于模仿“香港诊所”模式。“因为深圳离香港很近，深圳本地大医院很少，于是有很大一部分人，早就习惯过海关去香港看病。”施翼认为这个人群，就将是卓正医疗的目标客户之一 。
“香港人已经习惯了，有个小病就到诊所去看。” 比邻的深圳，也对社区诊所这种模式有天然的亲近和信任。
施翼还去过台湾。和香港不同的是，台湾诊所的医生跟周围是“一种乡里乡亲的关系”。 在台湾，根本就没有连锁品牌，看病“不需要很好的环境，就是信任做纽带。在中国传统文化保存相对完好之地， 诊所基本就靠此维系。”
虽然台湾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大陆。但朱岩他们在创建卓正医疗时，仍旧得到不少启示。“卓正的家庭医生模式，就一定要建立在社区信任的传统文化上。”
最后，三人敲定，卓正医疗借鉴香港诊所的模式，希望针对高端人群做家庭医生服务式的连锁品牌。实行包药模式，所有诊疗打包统一收费 380 元。服务项目包括内科、儿科，并逐步推行到全科。医生的收入与所开药品、检查无关，只与工作量、服务质量、患者满意度有关。
万事开头难。在创业起步时，困难层出不穷，除了到处寻觅合适的医生，选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医疗机构选址上，行政规定 500 米之内不能有两家医疗机构。早期我们花了两个月时间选址，一筹莫展，找不到好地方。但凡我们看中的地方都已经有医疗机构，其他没有医疗机构的地方却是荒郊。”施翼说。
好在商业气息浓厚、敢为天下先的深圳，一向开明，政府慢慢把条款放开，变通为 500 米内不能有两家同类医疗机构。楼下有一家牙科诊所，还允许再开一家儿科诊所。于是，他们陆续在深圳中高档小区附近选定了三处。
走进卓正医疗，颜色靓丽、装修考究，这几家诊所毫无例外都位于高档写字楼内。最小的面积在 150 平方米，最大的则有 200 平方米。
2012 年 12 月，卓正诊所开张了。“我们甚至都没有选一个黄道吉日。”朱岩回忆说，“反正就陆续开业了。我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 就是要用苍蝇拍连拍 3 个月蚊子。这是台湾的前辈医生告诉我们的，一开始你总归要熬，最长的时间会是 3 年。”
陈英和李陶等最先加盟的四位医生，早早就到岗了。连续三天，都没有什么人来。“心里真是一阵发毛。”
卓正诊所实行包医模式，所有诊疗打包统一收费 380 元。
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
第一天，海岸卓正诊所里终于来了一个女士。几个医生，连忙用手机互相通告捷报。
这位病人是写字楼里的一个白领，因为对“新环境”好奇，忍不住进来问问。
“我们给她看了病，开了药。”但大家觉得她眼神里，始终有一丝怀疑。“好像并不是特别满意。”施翼说。
于是，朱岩和大家一起开始了“演练”。因为他们的医生护士，来源很广。有的来自私立医疗机构、有的来自公立医院，还有的来自海外，在流程上一时没有形成统一。朱岩号召大家都来当一回病人。
“从进门、看病、再到被扎针，每个人都体验一次。”除了医生，连王志远和施翼都被扎了一针，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如何规范行医流程。
渐渐的，来诊所的人开始多起来。朱岩感觉比自己预期的要好。儿科最受欢迎，“现在，每天早上 8:30 到下午 5:30，一天一般看十几个病人，每个病人看 20 分钟，双方的状态都很好。”陈英说。
走进卓正儿科诊所，就如同走进游乐场，房间不仅颜色鲜艳，还配备图书、玩具。儿童诊所的候诊区和就医区是分开的两个入口，“目的就是让孩子不感到害怕。”事实上，真有看病的孩子在此玩耍，不肯回家。
自从来到卓正诊所，陈英的心情就开朗起来。“病人都是预约来的，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加班了。”以前，自己的儿子高烧惊厥都无法照顾，因为要在医院加班做别人宝宝的妈妈，现在她感觉“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了”。
不过，最让陈英满足的是，“我的劳动受到了病人尊重，而且真真切切帮助到了别人。”陈英绝少给孩子打点滴，“其实，就算是轻度肺炎，也可以靠口服药物来治愈。”
按照施翼的设计，每个医生每周都要在微博上与病人、粉丝们互动，教授医学知识。每个月卓正的医生也要参加社区的免费讲座，这将是卓正最有效的推广方式。
“我们要从细节做起，让每个医生成为星巴克中那颗最宝贵的咖啡豆。”
朱岩在卓正诊所里，也有一个内科诊室。“我很喜欢做医生。”他说。不过，南下深圳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除了做一个自由医生，同时也要成长为一个创始人。”
在医生们看来，和朱岩沟通“非常容易”，因为他是内行。“加上他很ni c（e 和善），比如谁想要他请吃一顿饭，他绝对会答应。”
在蜕变的过程中，朱岩并没有“感觉特别困难”。新生活让他最满意的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了。”他的兴趣点就是“要在基础医疗领域，做一些探索”。
在医务配置上，朱岩的要求很高，卓正所有的医生“都必须在全国知名医院，有相当年资的工作经历。”而卓正护士，更与别处不同，她们大多数有新加坡或者沙特等国际工作经验，为卓正带来很多全新理念。
护士东方就来自新加坡，她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修了四年本科。“国外护理制度和国内全然不同，国内只护理和疫病有关的事宜。但在国外我们是把病人当作一个整体来护理的，连洗澡、吃饭的注意事项都要考虑。”东方说。
国外医院的护理、医生和行政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护士长的学养和权限也是很高的，比如如果病人血糖低，当值护士是可以决定补充葡萄糖的。护士不仅仅是执行医生的医嘱，还需要承担许多护理知识宣教的工作，比如宝宝发热应该怎么护理，腹泻应该注意什么。
当初辞职时，朱岩经历过异常激烈的内心斗争。他坦承，“最后一个月尤其不好过。”事实上面对困境，以他的性格其实早就展开了行动。
做一个自由医生，是怎样的心境？一天，偶尔听到五月天的《倔强》，朱岩就把歌词抄了下来：“逆风的方向 ，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 ，只怕自己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