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乐今坐在云南海埂会堂的歌剧舞台上。受母亲影响，周乐今非常热爱交响乐。
“他跟矿老板怎么结合得了？”
离开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无事一身轻的周乐今开始 Beta-Blockers 的全国巡讲，而正在筹建中的昆明同仁医院也向周乐今伸出了橄榄枝。
该院由北京同仁医疗产业集团投资，同时也是云南省首家面向大众提供个性化医疗服务的综合医院。2008 年，同仁医院首任院长李田昌找到周乐今。
李田昌是原北京同仁医院心脏科中心副主任，他与周乐今的行医理念有着业务上的共通点与互补性，数度长谈让周乐今感到“热血沸腾”，“如果你让我来，我就想做慢病管理。”他告诉李田昌，李田昌与他一拍即合。
2010 年 10 月，怀揣创业激情的周乐今正式就任同仁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全身心投入学科建设。
但蜜月期是短暂的。入职后，周乐今逐步感觉到医院在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在不到两年时间里，更换了四任院长。
同时，在学科运营及管理理念上，他与医院管理层的摩擦逐步增多。
2011 年 3 月，第三任院长就任，医院希望快速回笼资金，财务总监甚至直接要求他多做心脏介入手术。这与周乐今当初放弃公职进入同仁医院拟开展的的慢病管理理念背道而驰。
有一天，医院来了个急性心肌梗死的 30 多岁男子。周乐今请来外院介入专家，安排好设备，开始给患者做手术。手术开始 5 分钟，“ 啪哒”一声，机器坏了！
时间就是生命。周乐今忍不住发了火，冲到院长办公室，朝他拍桌子：“怎么能像这样干！这是新机器啊！你们把病人的生命当作什么！”
两个半小时后，机器修好，而这台手术只花了 30 分钟。“急性心肌梗死，相当于冠状动脉闭塞掉了。只要及时手术，用十多分钟开通，这个人就得救了。”周乐今说，“这个人最后没死。但是这个人在手术台上被耽搁了两个半小时，谁知道他未来的生存空间还有多大？这两个多小时，已经烂掉一大块心肌了！”
医院管理的混乱令周乐今感到愤懑不已，而院方还借此事做文章，认为周乐今“耍大牌”。双方的冲突越来越激烈。
去年春节刚过，院长突然把周乐今叫到办公室，二话不说，递给他一张纸——《关于与周乐今同志提前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通知上表述的解聘原因是“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在后来由周乐今提请的劳动争议仲裁中，院方表示，周乐今每月领取 5.5 万余元的高额基本工资，但其经营发展滞后，所在科室累计亏损 70 多万元。但周乐今给记者出示的当初签订的劳动合同里，并没有设定硬性的经济指标。
朋友这样形容他的自由执业之痛：“他这种大家闺秀是被骗来当媳妇的。他跟矿老板怎么能结合得了？迟早要离婚。”
“我不会在其他方面黑你钱”
7 月 10 日中午，周乐今结束本报的图片拍摄，让前妻开车来接他，“你就是一个疯子，你看看街上谁五十多岁了还像你这样吊儿郎当的？”后视镜里，前妻白了他一眼。周乐今苦笑了一声，没说话。
两次“失业”，都与他的理想主义紧密相连。他厌恶传统的公立医疗体制，也对私营医院急功近利的短视嗤之以鼻；他坚持慢病管理的治疗理念，认为医生是一个“具有高贵血统的职业”，而不是 7 元看一次门诊的“剃头匠”。
一位要求隐匿姓名的周乐今友人告诉记者：“他是一个比较追求唯美的人，专业思维比较西化，没其他人那么现实。
当初他要从公立医院辞职的时候，我们朋友没一个赞成的。我觉得他是为自己的理想在追求，他是个拓荒者。”
周乐今的理想是建设国内第一家专业化的慢性心血管病康复管理机构。
这个设想中的康复服务中心，提供的是病前咨询评估、病中方案设计、病后康复管理的高级私人定制医疗服务。
“比如，很多人得了心肌梗塞以后，做了支架，这些人需要终身维护和管理的，你不管，你不维护，他哪天变成心衰，出现一些重大问题就晚了。”周乐今这样描述他理想中的慢病管理模式，“我会打包提供各种档次的星级服务，你自己来选择。我会派医生出诊，或者我本人出诊；你可以到康复中心看病，也可以到我家里看病。我会帮你撰写详细客观的诊疗与评估报告，帮你联系合适的医院进行手术，通过电话、网络等手段与患者交流等等。我的门诊费很高，但是我不会在其他方面黑你钱。”
周乐今试图提供与公立医院不同的差异化服务，但他并不排斥与公立医院合作：“大型检查，我送给你做；有重要的手术，我介绍给你做。你做完了以后，拿来给我管。”
这个机构意图站在患者的角度，为其提供权威而客观的治疗方案。
“大医院的医生要拼命让你做手术他才能赚得多，这是体制的问题；患者也很弱势，他们需要有一个中立机构，来考虑自己需不需要做这个手术。现在患者没有这方面的支持。”周乐今的理想是，为患者制订全套治疗与康复规划，让他们再无后顾之忧，“不用带着钱，削尖脑袋找关系，我们在圈内，我们很懂，我们给你提供最精准的服务。”
与周乐今相识 20 多年的房地产商高雪，并不看好上述设想。“在现在法律法规和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前提下，他这样做还是有些冲动，未来的路不会平坦。”
高雪说，“但我很理解他，这个社会上还是需要有他这样敢于‘吃螃蟹’的人。”
正在发微博的"急诊室女超人"于莺。
于莺：离开急诊室的“女超人”
于莺掏出三个手机放在桌子上，时过中午，齐刷刷快没电了。
“自从开了微博之后，我就发现一个手机不够用了，刷一会微博就没电了，有人打电话找不到我，很受影响，就只能多带几个分开用，一个打电话，一个发微博，一个备用。”她烦恼道。
说话间，她的电话、短信和微信声不断交错响起。6 月 6 日，已拥有 228 万粉丝的微博红人、协和医院急诊科女医生于莺在微博上宣布辞职，顿时引起一片哗然。6 月 15 日，她在外界的议论声中，安静地上完最后一个晚班，送掉了她所有的物品，只带了几本医学书，就潇洒离开了这个她工作 12 年的地方。
辞职后，她的微博简介改成：思考，读书，放大假……事实上，她既没有读书，更没有时间放大假，她每天的日程安排从早到晚，一刻不得闲，比当医生时还要忙。她太忙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去感伤和怀念，这个在微博上成为公众人物的女医生，正在努力探索一条离开体制后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提前辞职
这场辞职来得有点突然，尽管辞职的念头一直在她的心里，但于莺本来计划是 8 月底正式向协和提出辞职的。但那一天，她遇到了一件烦心事。
一个从外地千里迢迢跑到协和来的患者，在分诊台大闹，苦苦哀求着不要把他赶走。而面对急诊科人满为患的紧张床位，没有地方可以留下他。于莺看着躺在地上不肯走的患者，耐心地重复了那句已经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的话：“领导说没有床，你不能躺地上。”
对方无力地看着她，反问道：“我走不动了怎么办？我可以去哪？”
这句虚弱的反问如同最后一根稻草，顿时压垮了于莺，她觉得自己非走不可，而且是立刻马上得走，“每当讨论进入死循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世界太无聊了。”
当年考上协和医科大学时，于莺的理想很简单，毕业了当一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很认真负责就可以了。她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协和医院，这个医学院毕业生打破头都想留下的地方。
但她的个性，似乎一直让她在这个严谨的体制内显得有点另类。2001 年，她第一天正式上班，去感染内科报到。
科室主任李太生是鼎鼎有名的研究艾滋病领域的泰斗，于莺去的时候，正巧碰上李太生带着全体医生在查房。她在李太生后面站着等了一会，便开口自我介绍：“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是新分来的住院医生，你在查房，我就不打扰你，我今天先回去，明天正式来报到。”
所有人都惊呆了，回过头来看这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小医生，李太生没有想到这个住院医生居然胆子这么大，他愣了一会没反应过来，说：“噢，好吧。”就看到于莺像兔子一样迅速溜出了病房。
在感染科轮转了三个多月后，她申请去了急诊——医院最苦最累的科室。“我的个性比较喜欢那里，在感染科每天可能就那么几个病人，但在急诊每天都有几十个病人，节奏很快。”
但急诊带来的烦恼超过她的想象，全国各地涌来的患者，集中又紧缺的医疗资源，常常让她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医生也不是她原以为的那种可以专心救死扶伤的工作，身为急诊科一名主治医生，她要操心的事情不仅仅是为病人看病。
“经常会遇到急诊没有病房，病人去分诊台投诉，我需要把很多精力去解决这些问题。我每天的上班时间里需要拿出 20% 到 25% 的时间去处理这些，对一个医生来说，简直是谋杀他的职业生涯。”
于莺想做一个快乐的医生，就像她在微博上每次用嬉笑怒骂甚至带点不正经的口吻说的那些段子，她希望在严肃沉闷的医疗体制里，职业化的医生也可以有点烟火气，“医生是个职业化的人，但是职业化的人不意味着他高高在上，他也需要接受所谓的烟火气。这种烟火气体现在医生身上，就是个人特征。”
2011 年 10 月 7 日，于莺开了微博，她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把工作生活中遇到的事情写出来分享，但没想到，因为她的大胆、犀利以及幽默，立刻成为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医生形象；而她的微博也常常会披露一些体制内的事情，让她受到人们的追逐。2012 年 8 月 22 日，于莺发表的一篇“协和医院挂号攻略”的微博，转发超过 8000 次。
而与此同时，她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成为这个体制内并不讨好的人。在院领导眼里，她是一个难管理的刺头，常常给医院带来不少麻烦。急诊科的于学忠主任曾经在挑选主任接班人选的时候考虑过于莺，但后来因为她在网络世界里的肆无忌惮，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在科室内部，于莺是一个有号召力的人，不少协和的医生尽管从来不在她的微博里留言，但都会偷偷关注她的微博，有人受了委屈会找她倾诉，或者请她仗义执言。而在她每一条微博下面积极留言的，除了广大网友，还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各个医院的医护工作者。
他们积极地讨论着这些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情，于莺的每一条微博，成为他们在体制里找到抒发的一个出口。当于莺发出辞职的微博后，很多医生都留下了“敬佩”、“支持”的回复，甚至有人说：“于莺辞职了，我们还在坚持什么？”
于莺的微博成为体制中医护工作者抒发郁结的出口，但实际上，于莺并不想成为对抗体制的斗士，而是想找个地方安静下来，做快乐的医生。
医疗是快乐的体验
7 月 8 日，辞职的第 24 天，在这短短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自由人”于莺却换了很多念头。
由于冲动辞职，在交上辞职报告时，于莺并没有下家，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裸辞”。
“但是我并不怕，找一份工作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难。很多人以为我看起来很冲动莽撞，但其实我都是有把握才去做的。”她一边看着手机，一边对记者说道。
早在 4 月份，记者在协和医院急诊科遇到于莺，聊天中，她已经流露去意。
在过去这一年里，她已经收到了很多来自体制外的橄榄枝，也因为此，她开始认真考虑离开传统医疗体制。“这个体制无法为所有病人解决实质性困难。但医疗不该这样，医疗是快乐的体验，不管是患者还是医生。这个快乐是广义的快乐，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有没有让你感动，从感动带来的快乐可以上升为幸福感，甚至包括病人和医生的互动之间，也可以产生幸福感。”
不仅如此，这个工作也没有给她带来应有的收入。工作十二年，辞职前她的税后工资加奖金是 11000 元，她的房子是 2007 年在通州买的，6000 多元一个平方米，贷款 50 万每个月要交 3000 多元房贷。但因为离女儿的学校太远，她又在市中心租了一间 3000 多元的小房子住。但她依然庆幸自己买得早，急诊科很多毕业晚或者下手晚的医生，至今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她的丈夫是一个清贫的公务员，出生农村，每个月工资只有三千多，还要贴补老家的父母。就这样，房子加上车子的花费，每个月的开销是 1 万元，算下来于莺每个月什么也没剩下。
于莺原本打算去一个比较好的外资医院或者私人诊所。她希望去做一个所谓的全科医生，承包下一个科室。不需要每天为一两百个患者服务，只需要为十几个病人专心看病就行了。工作轻松了，赚钱也多了，又能开开心心地和别人交流，不就够了？
追逐而来的媒体记者们一直重复地问她辞职的意义，她有点烦，“我就是辞职而已，为什么要捧我这么高，强加那么多的意义，有什么用吗？”
于莺不想成为一个对抗体制的斗士，但她真的能安心在一个地方呆下来做一个快乐的医生吗？
看着那些在她微博里热烈讨论的医生同仁，她觉得有点犹豫。“现在光感到苦闷的是我一个医生吗？是微博火了之后我才感到苦闷的吗？”她问自己，答案是否定的。“每次看到微博下面医生们的讨论，很多人都很苦闷，他们也不愿意在这样一个医疗体制内消耗自己太多的精力，弄得疲惫不堪，又忍受了不应该的骂名。”于莺突然有点害怕，害怕自己一旦离开了这个体制后，在私立医院里每个月挣好几万块钱，舒服地过自己的小日子，有一天再拿起报纸或者看电视，看到医疗纠纷、医生的处境，她会觉得一切都很遥远，那时候的于莺，会快乐吗？
建立“于莺”的品牌
7 月 12 日，于莺发了一条自嘲的微博：想喝冰水，自作聪明倒在保温杯里冻在冰箱里，刚拿出来，不锈钢的杯子冰凉，里面的水依旧烫嘴！好了，这下有烈焰红唇陪我写稿了。
这条微博也迅速有了 700 多条评论，还有粉丝在下面回复：求保温杯的牌子。虽是玩笑，但 228 万微博粉丝无疑让“于莺”这个名字有了巨大的影响力。
在微博上，于莺感受过品牌的力量。去年年底，以她的形象为原型改编的漫画绘本出版，她拿到了 4 万元版税，这笔钱让她一下子可以承担更好的居住环境，她退掉了之前租的小房子，一口气租了一间 6000 多元的房子，用这笔钱交了半年房租。
采访这天上午，于莺刚去了一家医疗互联网公司，对方邀请她去支招，怎么扩展他们的品牌知名度。晚上，有个投资人约她见面。这段日子，于莺见过不少希望投资她的人，对方告诉她：你最大的效应就是你名字的品牌效应。
她开始认真考虑建立一个自己的品牌，而不是缩在某个品牌之下。“比如我去了和睦家，那肯定是给和睦家增光添彩的。可是再过几年，我这个人（的品牌）也就不存在了。在品牌影响力的高峰时期，我如果不拿这个东西去做点事情，以后可能会后悔的。”
辞职之后于莺一边受邀四处讲学，一边也在观察和思考着下一步的计划。
6 月底，于莺回上海老家参加妹妹的婚礼，顺便和“上岸”半年的“自由医生”张强见了一面。“张强为什么会火？因为他的智商很高。他敢反其道而行之，所有医生都在追求高精艰的手术时，他把血管外科最简单的一个手术——静脉曲张做到极致。很多人觉得这个算什么啊，可是他在这个手术里在整个医学界是最靠前的。”这更加让于莺清晰地认识到，在信息化时代，一个医生应该有自己的品牌形象，就是所谓的竞争力。
在无锡市人民医院，她拜访了已是肺移植世界权威的陈静瑜副院长。“陈静瑜做的肺移植是世界级水平，很多国外医生都慕名而来。你让她脱离体制，去成立一个肺移植中心，也是可以的。但是风险就大了，因为麻醉科强不强，手术室强不强，配套的人强不强，都很关键。
对她来说，最好的还是在体制内，但她的资源不仅仅在体制内，其他地方有需要的也可以请她去。”
在全国各地做完“考察”后，于莺意识到，自己不像张强可以把专科的普通疾病做到极致，也无法像陈静瑜那样把专科最难的顶尖手术做到极致。那于莺可以做什么？
她自认竞争力是在急诊这些年锻炼出来的全科水平——知识面广，但不会精。“B 超我可能会知道它的原理，但是其中的介入治疗不是我能学会的。”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她有着张强和陈静瑜所没有的社会影响力和品牌形象。“如果我跳出来，可能更多的不仅仅是做一个医生，更多是做一个管理者。”她想把全国各地一些志同道合的医生聚集在一起，根据每个人的特长，让他们发挥所长。
于莺特地去了一趟深圳，拜访她闺密的老公、协和的老同事朱岩。从协和出来的朱岩在风投的支持下创办了卓正诊所，现在实行380 元儿科打包治疗。她开玩笑说“ 我要辞职跟你一起干，收入能保证，又有一样的理念。”
但转念一想，“卓正可以，为什么我于莺不可以？”
她开始在北京各个医疗市场学习，去上海等地了解当地的医疗情况，“我发现南方的医生思维很活跃，而北京的公立三甲医院特别多，资历也很强，医生独立出来做的勇气还是不太够。”
考察一圈之后，她决定反其道而行之，回北京来看看，作为她的第一步。“我问过一些白领朋友，他们一有头疼脑热，如果去协和医院，五块钱一个号确实很便宜，但是时间成本不划算。他们会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便利性，一个是时间成本。”
于莺打算学习卓正模式，在北京或其他城市也推行这样的打包医疗，第一步是先在高级写字楼里开设诊所。“在国外是没有体检的，所有诊疗都在家庭医生的服务范围内，是家庭医生为你制定体检项目。而我的诊所也希望从基础的医疗服务慢慢扩展到健康管理，我相信这样做的话，最后一定会有保险公司过来和我合作的。”如果写字楼的方式能行得通，她再考虑和卫生局合作，在外来人口居多的小区开诊所，“如果物业能给我很低价格，那我医疗费可能和朱岩他们一样打包价，380 元可以看三天病，相信大众也是可以接受的。”
有投资人对她的想法非常感兴趣，催促她赶紧做，她笑眯眯地打击对方，“我很懒的，不要指望我卖命。第二，你要投资我的诊所，不要想五年内要盈利，能维持就不错了。”
虽然辞职已近一个月， 但于莺的微博名还没有改，仍然叫做“急诊室女超人于莺”。“辞职之后有无数人在底下喊，你的微博名字应该改了。”于莺笑着说，“但我知道我只要一改，这个名字一定会被人抢掉。现在类似的已经有好多个了。”
有人建议她赶紧把“于莺”这个名字注册掉，但于莺还没想好，她有点犹豫是否要拿自己的名字作为以后诊所的名字，“于莺这个名字不好听，到五六十岁还叫于莺于莺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老觉得自己的东西不太好，别人的东西比我好。”她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