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出生的刘超，是一名医生，也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
2011年，刘超在科室内部定立了一条“军规”：“拒绝回扣。”一年后，科室再立“新规”，直指敏感话题“过度医疗”。
医生开处方“吃回扣”，以及医生对病人进行过度的医疗服务，是近年几乎“人人皆知”却难以根治的现象。
在不少人看来，要拒绝过度医疗，至少要逾越三群人设下的“坎儿”：想赚钱的医院，包括医生；拼命卖药的医药商；甚至是“生怕医生不好好治病”的病人。
也正是在如此情形下，刘超还是把过度医疗“推上了手术台”。一场在科室内进行的改革开始了。
不能光听病人的
在他看来，“国家也有相关的政策，但是现在一些医生在做的很多事情已经不合理了”
5月15日早上6点半，天已大亮。一楼的挂号窗口早已开始忙碌。在每周一和周三的上午挂专家门诊的病人，通常会比平日里多。
这两个上午，刘超坐诊，他是国内甲状腺和糖尿病领域的知名专家。挂刘超的号，需要15元。而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科室主任的挂号费通常在百元以上。
和以往一样，刘超每天也会早早地进入忙碌状态。6点50分起床，驱车开过好长一段路程，7点半交班之前到达医院。
然而，与医院的忙碌情形有所不同的是，刘超几乎日日如此忙碌。他常常凌晨以后才睡觉。
业余时间，刘超把不少时间花在了博客上。他的博客“超人在线”自2006年创建以来，已有163万人的访问量，发布博文5000多篇。文章类型从“情感避难所”到“医护聊天室”，刘超作了清晰的分类。“我是一个习惯记日记的人。自从有了博客，博客就成了我的日记。”刘超说。
尽管因为公开宣布向过度医疗“开刀”，刘超已经接受过南京媒体的一些采访，但在前来问诊的病人中，这显然还不为他们所知。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前来求诊的病人大约一半是从外省慕名而来。他们中，绝大多数看中的是刘超的医术。
不过，很多病人留意到了刘超开出药方的价格。“开的药也不贵，都是价格平平的药。”在候诊室外，一位带着北京口音的女士说。
通常，刘超的门诊从早上8点开始，直到中午看完所有的病人结束。15日这天，截至上午10点半，有69个病人挂上了号。早上9点前抽过血的病人，在11点左右化验结果出来之后，就可以排队就诊了。这样，他们只用一上午就可以看完病，下午就不用再来了。这是刘超设计的流程。
问诊过程中，刘超和每个病人都有交流。在结合病例情况和最近的检查结果后，刘超会向病人询问病情，告知病况，解释用药规范。
通常，他为病人一次性开的药不会超过5种，防止有太多的药剩下。他认为，“超过3种联合用药，倘若没有效果就可以考虑换药了”。
说起拒绝过度医疗的具体操作办法，刘超强调：“我是医生，要治疗病人，我一定还是以治疗效果为导向的。我不能只限制医疗费用，不考虑医疗效果。我是要在有效果的情况下，希望能为患者尽量省钱，尽量少用药物、少用检查。”
比如，刘超的科室里对于糖尿病并发症的检查方案就有几套，医生根据病人的需求，为病人选择检查方案。
最终选择怎样的治疗方案，选择权在病人手中。但医生会解释每种方案的利弊，比如花多少钱，用什么药等。
在实践中，刘超的拒绝过度医疗目标简化成了4个原则——拒绝低标准的住院收治、拒绝不必要的检查、拒绝不必要的药品处方、拒绝不必要的输液。
除此之外，刘超在科室内部提出了一些可以帮助实施“合理诊断、合理治疗、合理用药”的操作规范。在他看来，“国家也有相关的政策，但是现在一些医生在做的很多事情已经不合理了”。
刘超并非感觉到“不合理”的唯一医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胡大一曾公开表示，现在不少医生问诊三句半，立刻就让病人做CT、造影、核磁。事实上，这些检查的成本高、创伤大，还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
而在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进修的社区医院也感慨，相比一般的导师，刘超对医生的素质要求很高。
在5月16日的查房过程中，刘超重申：“药对于医生来说就是武器，医生要了解自己手中有多少武器，有哪些武器，才能做到用得适宜。”
刘超认为，拒绝过度医疗并不只是为病人省钱，也是为了避免国家医疗资源浪费。对于有些病人主动要求多开药的行为——因为公费或者医保可以报销，刘超说：“别的医生会这么开，但是我肯定不会这么开。”
在刘超的科室，有时医生会受不住病人的软磨硬泡，怕闹矛盾就给病人多开药。这往往会招致刘超在开会时的点名批评。
“本来用1支胰岛素就好了，怎么用了3支呢？不会用完了再去拿么？”刘超说，“不能光听病人的。”
拒绝回扣之役
南京市某公立医院的一位医生甚至给自己建了一本账，靠画“正”字对自己开出的药做统计，为了防止医药商给回扣的数额不对
对于刘超来说，在拒绝过度医疗的过程中，强调具体操作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培养年轻医生的品格。
2011年2月28日，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内分泌代谢病院区建院，成为一个专科院区。刘超带领的内分泌科室在2010年完成了人员重组。团队人数增加了，队伍也比较年轻。重组后，刘超就带着这样一支队伍直奔自己的改革梦。“拒绝回扣”的工作目标也就是在那时提出的。
“我要求我科室的所有医生都拒绝回扣，这一年下来他们都做到了。”2012年，刘超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
“医生收回扣是会影响到他所开的处方。比如，医生开一盒药，医药方会给医生一盒药的提成，开的多就拿的多。”刘超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事实上，这也不光是钱的问题。这种收回扣，会把我的医生带坏，这很麻烦。”
刘超担心，在暴利的诱惑下，很多医生吃回扣如同吸毒成瘾，很难主动戒断。随着收回扣数额的增大，医生的胃口也容易被喂大。
“现在的队伍这么年轻，如果真的是为了钱，那以后不会成为很好的医生。”刘超常对年轻医生说。
相较于制定严格的科室规则，刘超更倾向于平日里对科室医生的言传身教。
法治周末记者第一次见到刘超时，他正匆匆从会议室走出来。“不好意思，你再等我会儿……”
在一些短会上，只要刘超有时间参与，他通常会点评。医德一词被他频繁提起。
科室里的80后医生徐书杭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科室里已经形成了不收回扣的风气。他也遇到过医药商主动给回扣，但都以“以后再联系”的理由委婉拒绝了。
事实上，不管医生们的反应如何，刘超对于控制回扣还留了一手。
“如果我发现有收回扣的现象，我就从源头上把那家药商的药停掉。我不会拿医生怎么样。这一招通常很有效。”刘超说。
在刘超的记忆里，医生收回扣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那时候，我才刚参加工作，因为CT检查这个技术也很新，所以病人做的也比较少。在医院里，医生开一个CT检查的单子，都会有人给回扣。如果是过度的检查，拿回扣我是赚到钱了，但是国家的资源被浪费掉了。比如说做一个不必要的检查500元钱，你只能拿到5元的提成，整个500元钱都浪费掉了。”
然而，相对于刘超科室的“主动拒绝”，还有很多医生仍旧想在回扣上赚些甜头。
一位曾在辉瑞公司(一家跨国制药公司)工作的陈姓员工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吃回扣是很多医生办公室里公开的秘密。尽管大家都不会讨论，但是彼此心照不宣。
在和科室里的年轻医生聊天时，法治周末记者还听说，南京市某公立医院的一位医生甚至给自己建了一本账，靠画“正”字对自己开出的药做统计，为了防止医药商给回扣的数额不对。
有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医生表示曾有过接受药品回扣的行为。而我国刑法也对医生吃回扣的行为定罪处罚作出了明确规定。
今年1月，卫生部表示，将加强对医院的监管，推进取消“以药补医”的公立医院改革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破除医生收受回扣行为。
但在法规、监管都不断趋严的情况下，让医生彻底告别回扣还显艰难。有知情人士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早已不是秘密，给院领导和医生的回扣早已被药企计算在药品的成本当中。
身为医疗圈子的一员，刘超深知，自己改革触动了许多人的“蛋糕”。但他似乎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