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网发布的一篇新闻《进口抗癌药 明暗回扣催高药价》引起大众的广泛关注，诺华的抗癌药物“格列卫”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它比印度的仿制药格列卫高出10倍之多，为何进口药格列卫在我国如此之贵？
抗癌明星格列卫
格列卫，通用名甲磺酸伊马替尼（Imatinib Mesilate），是诺华制药公司（Novartis）研发的一种针对酪氨酸激酶BCR-ABL的分子靶向药物，现作为费城染色体阳性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的一线用药，有效率高达95%。且用于治疗胃肠道间质瘤（GIST）也取得了确切疗效。
格列卫在治疗CML与GIST上的巨大成功，引起了医学界和科学界的极大关注，2011年汤森路透的诺贝尔奖得主预测更是将格列卫排在生理医学奖榜首。
格列卫是诺华的拳头产品，2012年全球收入达到了46.7亿美元。据IMS Health统计的数据显示，在中国，2012年格列卫强势增长将近36%，医院销售额达到4.04亿元人民币(约合6,550万美元)。
格列卫在我国的市场价格为23500元/盒/月，一年的花费超过28 万元。因诺华在中国启动了格列卫全球患者援助项目(GIPAP)，患者在购买了前3个月治疗之后可以获得9个月的免费治疗。折算下来，每年的花费是7万元左右。
每年7万元的价格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亦是高的离谱，而与诺华格列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仿制药格列卫的销售价格为1600-1800元/盒/月，每年的花费只有2万元左右。缘何两者差距如此之大，进口格列卫在我国的价格为何如此之高？
原研药自身的高昂研发成本
一个新药从化合物的发现、筛选、合成工艺、临床前研究到漫长的四期临床，再通过药品管理部门的审批，一般都需要10-15年的时间，花费超过10亿美元，很多药甚至高达40、50亿美元，其中临床研究无论在费用和时间上都占据三分之二以上，而这些研发成本必然要摊入药品价格中。这还远不是全部，期间失败的候选药物的研发投入也将摊入其中。
格列卫的研发跨越了近半个世纪，从1960年格列卫的作用靶点“费城染色体”的发现算起，直到2001年5月及2002年2月美国FDA分别批准格列卫应用于CML及GIST的治疗，跨越了约半个世纪，且是为数不多的仅通过了I期临床，就以“绿色通道”形式直接获批的临床一线新药。期间的花费远超过10亿美元。
高昂的研发成本是专利药价格偏高的重要原因，为了鼓励药企创新，各国对专利药都实施厂家独立定价权，药厂要在药物专利到期之前，收回成本，获得利润，就需要高昂的价格支撑，这亦是药企进一步开发新药的动力。
大家一定还记得去年闹的沸沸扬扬的丙肝治疗药物索非布韦，它以每片1000美元的高价饱受争议，但它却是治疗丙肝毫无争议的特效药。所以我们需要正确地看待原研药的高价格。
相比之下，仿制药只需依葫芦画瓢，进行生物等效性和生物利用度试验，即可申报注册，大大缩短了研发周期，节省了研发成本。以印度仿制药易瑞沙为例，Natco公司花了三年的时间仿制出该药，研发成本在50万-100万美元之间，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和原研药相比，仿制药的价格低廉很多。
格列卫在印度的遭遇让人啼笑皆非，格列卫化合物的专利已于2013年到期，但是诺华仍然持有β结晶的专利权，印度最高法院为了干掉它的β结晶专利，写了112页的判决书，最后判定格列卫的β结晶专利无效，称其只是α结晶形式的一种新制剂，依照印度法律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发明。所以目前格列卫在印度的仿制已经合法化了。
中国特有的制度成本
除去高昂的研发成本外，国内还有特殊的制度成本。
首先就是漫长的注册审批过程。按照《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进口药品皆需要在我国重新完成三期临床试验，而这在多数国家是不需要的。
美国、欧盟和日本于 1990 年在布鲁塞尔启动了“人用药品注册技术规定国际协调会议”（简称 ICH），为药品研发和审批上市制定一个统一的国际性指导标准，以便更好地利用临床、药学和药理数据资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和浪费，加快新药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发使用。
自那之后，全世界大部分现代化国家都加入了 ICH，但中国例外。任何一种新药，无论拥有多么充足的全球数据，无论在国外已经安全使用了多少年，要想进口到中国就必须在国内重新进行临床试验。而这个时间一般需要2-3年甚至更长。
再加上申报审批的时间，一种进口药从开始申请到最终被中国患者用上平均需要 5 年，这指的是自费药。如果再算上纳入医保目录所需时间的话，平均需要等 6-8 年。期间还需要大量的花费，这又额外增加了药物的研发成本。
除此之外，在流通环节，国内进口药品到达医院之前要经过至少三层经销商的“盘剥”，每一层平均溢价5%-7%，而国外是直接由药品采购部门向厂商采购，省去了流通环节的高额费用。另由于国内以药养医制度的存在，内地医院还在实际购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0%-15%，这部分费用自然会加入药品的价格中。
再者就是税率的差异，我国的药品增值税率为17%，欧洲各国平均为8.8%，而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为0。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药品的价格。
由此可看出进口药品在中国价格畸高的原因。只要制度成本在，价格就无法降下来。我们一方面应理性看待新药合理的研发成本，另一方面也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推动改革步伐，削减不合理的制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