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为了推动国内医疗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我毅然辞去了很多人羡慕的大型三甲医院稳定高薪工作加入丁香园，并带领团队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医疗互联网大道……
呵呵，千万别信这种假到死的高调，真实的故事是这样的：
2007年，我还在医院上班，呼吸科一个肺部感染的患者在大量使用抗菌药物之后，出现周围多发性神经病的并发症转到了神经科我带组的床位。
已经出现了医疗纠纷的苗头，医务科要求我下午3点去汇报患者的病情。快到点的时候，一个进修医生腰穿失败，我去搭了把手，到医务科的时候已经迟到了10分钟。
“你知不知道我很忙的，等一下还有去向*院长汇报，*院长要是责怪起来你负得起责吗？”彼时的医务科长训斥我。
我小心的说：“按照以患者为中心的院旨，我因为诊治患者而耽误您和*院长10分钟时间，你们应该会理解的，是吧？”
“你这什么态度啊？我既是你长辈也是你领导，你就这个态度？…………”
整个对话过程，这位科长坐在他的沙发上，时不时还拍一下桌子，我则像一个因为贪玩打电动游戏而没有按时交作业的中学生站在那里。
当然不是因为和科长怄气才离开医院，一个普通医生需要和这些领导的斡旋的次数并不多。离开医院的理由很多，而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医院从来都不尊重医生作为医疗服务主导者的价值。事业单位的官本位让医生被领导意志各种折腾和折磨，而不是行政机构关心和支持一线工作者。
更加重要的是，大部分医生的个人品牌被医院湮没，灰色收入的存在与医院贪婪的侵占医生的个人价值也有很大的关系，比如10块钱的夜班费，比如出夜班后第二天要继续查房或出诊。
作为个体，任由体制无视自己的价值，摆布自己道路，只是因为体制给了我们一种所谓的稳定和「安全感」，而付出的代价其实是巨大的：体制将我们洗成「单位人」，这种生存最后变成一个万般无奈的逆来顺受，而我们却失去了走出去的勇气。
无期徒刑的囚徒到最后不愿减刑出狱，自由的空气会让他们害怕，踏出监狱的大门他们会氧中毒而死。
制度的限制曾经是医生自由执业的最大障碍，但是这几年，尤其是今年，各项新制度的出台（多点执业只需报备，外资医院审批权下放，营利性医疗机构后置审批……），制度的门槛越来越低。
但是，在被体制禁锢和圈养行医的这几十年，中国绝大部分医生从来没有学习过，更没有实践过真正的「自由执业」。当政策真正松动的时候，还有一连串的疑问在医生的头顶上盘旋：
全科训练不够怎么办？
如何选择执业地点？
如何处理与第一执业单位的关系？
支撑服务流程的软硬件不成熟且昂贵怎么办？
患者（客户）数据和资料如何存储？
财务问题如何处理？
遇到医疗纠纷怎么办？
……
将一头人工培育的大熊猫直接放回大自然是不符合熊道主义的，自由执业的大幕徐徐拉开，春心萌动跃跃欲试的医生们缺的是一个平台，一个提供了一切基础培训和设施，医生只需将自己自由植入的平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了，这才是丁香园完成4.5亿人民币融资的真正原因，现在你明白了吧？
而我自己，也非常期待以另外一种身份重返医生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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