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20急救医生

2014-11-06 18:34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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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处理完车祸伤者,120急救车一刻不停赶往一居民小区。

20时,将一位哮喘病人送到医院后,120急救医生王梓睿回到那个狭小的急救站。

推开一扇不起眼的门,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内,电视兀自响亮,放着不知演到哪里的电视剧;桌上的饭盒里,残留着早已冰冷、没来得及吃完的剩饭;一旁的烟灰缸内,七八个烟蒂连同烟灰挤在一块儿。在120出车的空当,急救人员便在这里作短暂的休息,以及交接班。

这是王梓睿的最后一班。10月10日,这位28岁的姑娘正式结束了4年的急救医生生涯。国庆前,她递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需要照顾家庭”。这意味着,本市又有一辆120急救车将暂时闲置。

急救站的桌上,压着一张两年前的剪报,标题刺目:《百名新招急救医生两年走了八成》。上海市急救中心东区党支部书记吴磊依然无奈:“数据蛮‘悲壮’的,目前还是这样啊,今年已走几十人了。上海急救车拥有量是全国最高的,常住人口约每4万人一辆。然而,医生走了,有车也用不了。”

就在本月中旬,上海将首次开展国家医疗救护员四级考试。通过这项考试的人员可以参与院前急救,以解决急救医生短缺的燃眉之急。

许多人在危急时刻呼叫120的时候,并不曾留意,在这不断上演着“生老病死”的急救车上,急救医生的人生,与病人以及家属的人生,有时候是如此缠绕纠结。

把人救活了,却被一个巴掌打懵

3年前,打在一名年轻急救医生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至今让很多医生的心火辣辣生疼。

那天,这名医生接到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任务:“有位久病在床的老人不行了,请120马上到。”

当他到达时,就见一位形容枯槁的老人闭着眼歪在床上,一测,心跳停止。一旁,站着他的儿子和几位邻居。医生问:“要不要先救?病人心跳停止,马上进行心肺复苏?”儿子点点头:“救!”

然而,20多分钟后,医生跪在地上满头大汗地做完人工呼吸、胸外按压等一系列动作,发现老人有了心跳,欣喜地抬头对老人的儿子说:“有心跳了!”万万没想到,一记响亮的耳光,竟硬生生扇在他的脸上!

打人者就是这位呼叫120、声称要“救父亲”的儿子。

医生完全懵了,捂着脸蹲在地上。一旁,和他同来的120司机和担架员也愣住了,随后不约而同地冲打人者喊:“你怎么打人?”

有位围观邻居悄悄把医生拉到一边:“久病无孝子……”

这位年轻的急救医生,过了很久才想明白:其实这位儿子并不想救父亲,甚至呼叫120、说要“救父亲”,不过是装装样子……

没过多久,这位急救医生辞职了。

“如果没把人救活,遭到家属打骂,还好理解。这件事,实在太伤我们医生的心。”上海第一批专职急救医生、从业26年的姚明,说起医患矛盾,脑中第一个跳出的就是此事。

此事还并非个案。

姚明的同事、上海市急救中心东区的骨干医生王涛,也曾将病人救活,送往医院后,却因为病人家属听说重症监护室费用昂贵,转身就给了他一记耳光。

耳光响亮。向记者讲述的急救医生们都沉默了。

有的三甲医院最多时甚至“压十几张床”

半晌,姚明开口了,紧锁双眉像在努力思索:“我经历的这26年,医患关系确实是更紧张了。但平心而论,也不能都怪病人和家属。”

这位46岁的急救医生,有一个和上海最着名球星一样的名字,却白净瘦弱,更像温文尔雅的老师。虽然自我感觉“长期做急救医生脾气变急了些”,但说起话来,依然声音不高,不紧不慢。

病人抱怨最多的问题是“120来得太慢”。但这个问题,说来并不简单。除了人所周知的急救车远远供不应求、路上拥堵、国人尚无给急救车让道的习惯等情况之外,还有个重要原因——急救车遭遇“压床”,近5年尤为严重。

所谓“压床”,还是医院医疗资源短缺派生出的问题。具体而言,急救车将病人送到医院后,由于医院一时没有空床,病人不得不暂时躺在急救车提供的担架上。这样一来,急救车只能等在医院,若其它车也没有空当,下一位呼叫120的病人自然久等。

姚明说,有的三甲医院最多时甚至会“压十几张床”,即便急救中心每天准备10—15张备用担架,却还是不够。

姚明最囧的一次,发生在去年酷暑。他们将前一位病人送到三甲医院,医院连走道都塞满人,哪里还有空床?这位病人又必须躺着,无奈,“压床”。备用担架也全部用完。他着急,但只能等。一等竟是一个半小时!

当他们赶到下一位病人那里时,那位在马路上摔倒的老太太,已经足足在40℃高温的马路上坐了一个半小时……心急火燎的姚明冲进人群,赶紧给老太太骨折的手腕做固定,蹲在地上,耳边充斥着围观群众一片痛骂。

一直陪着老太太的交警也在抱怨:“你们也来得太慢了吧!我们不是专业的,也不敢抬她呀……”姚明顾不上说话,将老太太的手腕迅速固定好之后,赶紧将她抬上担架,用急救车送医院。

他为之感动的是,老太太始终没有怪他们一个字,只是微闭着眼,冲他们点了点头,配合着医生。

就在记者跟车采访时,姚明又前去急救一位摔倒在马路上的老大爷。这位老人刚与家人争吵过,死活不肯去医院。姚明就蹲在他的身边,仔细检查了他额头的擦伤,发现并不严重,就轻轻用酒精棉球为他擦拭,耐心陪他说话,直到十来分钟后,老人心情好转,才悄然离去。

在姚明看来,“医患矛盾的爆发,需要一个导火索。但往往是病人受病痛折磨、家人积蓄不多、医院没床位、急救车来晚了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简单地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降低了,恐怕有失偏颇”。

“你家宝宝呢?”,女子指了指怀中的小狗

有个数据也值得关注。本市120平均每天接电话近8000次,派出急救车千余次,而真正需要急救的危重病人,仅占20%—30%。剩下的80%多,其实都是转院以及非急救病人。而按照现行规定,只要有市民呼叫120,就必须出车。

吴磊说,相关法律规定不到位,怎么呼叫120都不犯法。人们越来越明白120的便利性,腹泻、手破了、流鼻血,都来呼叫120,还理直气壮地认为“我是付了费的”,导致本就紧张的急救资源被滥用。分秒必争的危重病人抢救,因此受到影响。

让吴磊哭笑不得的事情还很多。

一名女子带着哭腔呼叫120:“我家宝宝伤得很重,你们赶快来!”急救人员赶到指定位置后,东找西找,没见着孩子,却见一名年轻女子抱一只小狗站在路边。

看到120来了,女子抱着狗走过来,要上车。“你家宝宝呢?”急救医生问。“它就是啊!”女子指指怀中的小狗,“赶紧把我家宝宝送到医院!”

吴磊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急救人员还必须服务到位。如果反问一句“这还要喊120啊”,往往对方就不依不饶了,“哪条规定说不能的?”更有甚者,来一句:“我被你们弄生气了,现在心脏痛,送我到医院可以吗?”

吴磊当急救医生时,还碰到过有意把急救医生当“接生婆”的。

是一名男子呼叫的120:“我老婆要生了,120能来吗?”接线员问:“是初产妇吗?”“是。”“刚开始阵痛吗?”“是。”

吴磊坐在急救车上笃悠悠。按照经验,初产妇刚开始阵痛,离分娩还有10小时左右。只要是把产妇抬上担架,送到医院就行。

没想到,一进房门就发现不对。产妇呻吟着躺在床上,身下,胎头都露出来了!吴磊惊愕:“不是才开始阵痛吗?怎么都生了?”一旁的男人央求:“医生,我们也没想到,你赶紧帮她接生吧!”

吴磊来不及多问,赶紧消毒工具后帮她接生。待脐带剪断后,他使劲拍拍婴儿的屁股。响亮的啼哭,让大家都舒了口气。

这时,就见男人端了杯红枣茶,喜滋滋:“医生,来来来,喝杯喜茶!”吴磊问:“产妇孩子送医院吧?”“不用,不用了。”男人忙说。

吴磊这才注意到,屋里有好几个大孩子。“都是你们的孩子?”“呵呵,不……”男人尴尬地笑。

原来,这是个外来的“超生游击队”。让120急救医生接生,省得去医院。

吴磊笑着对记者摇摇头:“当急救医生,啥事都能遇到,长见识。”

他走上急救车,5分钟后到医院,心跳却已停

这份“长见识”的职业,吴磊干了17年,直到2007年女儿出生,他当了急救中心东区的领导。

快人快语的他颇有些幽默的天分,说得起劲时,会用手势配合着夸张的语调。他这样形容急救医生:“抬担架是个体力活;危重病人抢救是个技术活;稳定病人和家属情绪,面对旁观者的眼光,是个情商活。压力大待遇低,不是常人愿意干的活。”

他说起当年apec会议时,本想抽调大医院医生来急救车上参与保障,结果演练时笑话频出。

有位年富力强的三甲医院“一把刀”,遇到外伤病人,竟不知该如何使用绷带固定,“这是大学里学的,过了这么多年不会用了……”

还有医生,面对输氧装置,连声问:“开关在哪里?护士呢?”

吴磊做了个拜托的手势:“他们到后来干脆喊我‘大哥’,央求说‘别让我们上了’。最后,还是我们急救中心自己上。”

“这也难怪。在医院里,都是走专业路线。打针,有护士;插管,有麻醉师;做心电图,有医技人员。而在急救车里,责任全都压在急救医生一个人肩上。风里来雨里去,急救时不能耽误一秒钟,不许做错一个步骤。”

每一位急救医生的成长,都经历过至少一次刻骨铭心。

吴磊刚工作两年后的一个晚上,接到任务:“浦东蓝村路一名50多岁的男子肚子痛。”

他随车赶到时,这名男子已经和妻子站在楼下等候。他问:“现在感觉怎么样?”男子回答:“肚子有些痛。”随后自己走上急救车,躺在担架上,一路闭目休息。

5分钟后到达东方医院。却见该男子面色发灰,纹丝不动。吴磊慌了,一测,心跳已停!没进医院抢救室,就给他做心肺复苏。30分钟后,还是没反应……

后来吴磊才知道,该男子应属于胆心综合征引起的急性猝死。表面上是肚子痛,实际是心脏引起的。

日后,吴磊的脑海里时常会跳出这件事。他责问自己:“若是制止病人自行走上车,若是及时插上氧气管……会不会挽回?”也是这件事后,他决心加强学习。当年就上了二医大的成人高校,连续学习了3年。

“一般医生越老越吃香,我们却要吃青春饭”

一个大年夜,一位92岁的老先生吃饭时忽然“叫不醒”了。吴磊10分钟赶到后,判断是噎住导致窒息,将卡在气管中的一块鸭肉取出,迅速插管、输液,老先生一到医院就苏醒了。要知道,再晚几分钟,很可能就回天乏力!两天后,一封表扬信寄到急救中心。

然而,当急救医生的矛盾之处,却在于干得越久,技术上越熟练,可提升的空间却越来越小。

他们的工作场所大多是在急救现场、急救车上,在有限的时间里,所做的大多是消毒包扎、骨折临时固定、心肺复苏等,目的是维持病人生命体征,为抵达医院急诊室抢救创造良好的条件。

姚明感慨:“作为急救医生,必须有扎实、全面的基本功。内科、外科、骨科、儿科、妇产科知识,我们什么都得懂一点,却也因此什么都不精,这在职业发展上十分尴尬。一般医生越老越吃香,我们却要吃青春饭。”

评职称更是难题。

迄今为止,由于医疗院前急救没有相应的学科,要评职称只好与医院临床医生竞争……姚明摇摇头,他拥有的中级职称,在急救医生队伍中,已经算是高的。

工作间隙,姚明会习惯性地敲打腰。他的大多数同事和他一样,在日复一日抬担架的时候,患上了腰椎疾病。2006年至今,急救中心申报的与工作密切相关的工伤达46人。还有人因为严重的腰间盘突出,不得不离开。

上海市现有200多名急救医生,绝大多数是大学本科学历。如今,急救医生的准入门槛,是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

然而招人越来越难。吴磊说,眼看着这些年从上海本地的大学,扩大到上海附近的大学,现在已经去海南、黑龙江招人了。而且,不少人一旦将医师执业资格证书考出来,就成批地选择离开,去医院发展。去年开始,上海医疗高等专科学校开始定向培养院前急救人才,到2016年,首批学员才能毕业。

这些年,姚明眼见自己培训过的徒弟,一个个地离开。他从不劝他们留下,因为“开不了口”。有两位徒弟去了大医院急诊科后的第三年,收入就翻了三四倍。

让吴磊尴尬的,则是一名医生被病人家属打了以后,他老婆当着吴磊的面吼:“让你辞职你不干,这个单位有哪一点好?”

吴磊无语,却反复想起很多年轻人当初和他说的那句话:“急救医生能在危难时刻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很吸引我。”

然而,之后呢?

“我们能不能多陪陪父母、陪陪家人”

离开的那一天,王梓睿久久地注视着那一辆120,她发现,自己对这份工作还是很有感情的。

这是一位工作认真、从来没有和病人家属争吵过的女医生。她说,自己的离开,不是因为医患矛盾,“即便以后去医院当医生还是会面对这个问题”,也不是觉得这份工作多苦多累,“自己并不是怕苦的人”,而是为了家人。

这份牵挂,来自她工作中的所见。有一幕不断见到的相似场景,反复刺激着她,让她心痛、流泪,心有戚戚。

这就是空巢老人家庭:家里,只有年迈的老两口。一位老人替老伴颤巍巍地呼叫120,急救人员赶到后,一位躺在床上,另一位在一旁无助流泪。一位80多岁的老先生摔了一跤,老太太以为他只是昏倒,眼巴巴地等着医生,可王梓睿到了之后一看,老先生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她为老人做了半小时的心肺复苏,无济于事。面对着老太太焦急却闪着希望的眼神,她只有别过脸,鼓了半天勇气,才慢腾腾地,于心不忍地说出这个残酷的事实。老太太顿时哭晕。可是他们的子女,竟然一个也不在身边。

还有时候,他们将生命垂危的老人送到医院,只见他孤单的老伴,脚步蹒跚,去挂号、交费,留下一个苍老的背影……

“我们能不能多陪陪父母、陪陪家人?”王梓睿感慨,又像在呼喊。

她的儿子只有两岁,母亲为了帮她照看孩子,特意从老家来上海。现在,母亲的身体不好,儿子和她也不亲,甚至抱也不要她抱了。作为急救医生的她,日班要从8时到20时,夜班从20时到次日8时,逢年过节几乎没有休假,加班更是家常便饭。

王梓睿说,我只想先带母亲看病,陪儿子一段时间吧……

那天,她给姚明打了个电话,算是道别。她的人生,也许从此与那辆熟悉的120急救车,再也无关。

那个急救站内,电话铃声很快再次响起。一位刚接班的年轻急救医生,匆匆拿起了药箱,向着一辆120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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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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