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中年女性正躺在急诊室轮床上，我面对着她，一边询问病史，一边输入她的病历记录，正当我写到她有关腹痛的情况时，她问了一个我当医生以来从未被问及的问题：“我能看一下你正在写什么吗?”。
那时，我还是在波士顿医院行医四年的住院医，在我们急诊室，医生常规地一边接诊患者一边输入病史记录，并下医嘱、查阅过去医院记录的病史。为了至少跟患者有眼神接触，接诊的方向是面对患者，而电脑则置于医生与患者之间。
但是，这也没什么理由说我们不能将电脑屏幕正对医生与患者。我让这位中年女性在我旁边坐下，向她展示我所记录的，她开始指出我记录的内容与她描述的出入，她说：“我腹痛是开始于3周前，并非你记录的上周”，同时看到她过去医生记录的病史有酗酒史，她也承认说：“的确，几个月前，压力大时就会大量的饮酒。”
随着我跟她一起对病史的讨论，我突然发现她的诊断结果明确了——饮酒引起的胰腺炎。顿时，我疑惑了一下，为什么以前我从未给病历记录给患者看呢？记得在医学院的时候，老师所教的便是病历记录的存在是为了医生之间便于交流使用。从未有人告诉我们，当将病历与患者共享时会带来任何益处。
实际上，在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颁发之前，1966年联邦就已经立法，患者只有在起诉过程中才能看到自己的病历。现在，HIPAA也肯定了患者有权能够看到自己的病历信息，但是这个过程实在是太过繁琐复杂，导致很少患者尝试去获得自己的病历信息。
2010年，内科医生TomDelbanco和一个护士、研究员Jan Walker开展了一项OpenNotes实验，即让患者能够阅读到他们主治医生所记录的病历信息。实验组推测病人获得更多的病史信息后，能够使他们更加配合治疗。
但是很多医生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可能会使更多的敏感信息让患者知道，例如滥用药物等，同时，假如患者误解其中的病史信息怎么办?会不会招致更多的医疗起诉?总而言之，没有人能够预测，患者知道了所有的病历信息会采取什么做法。
在实验进行一年后，惊人地发现，80%的病人，在看到他们病历记录后，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愿意配合治疗;2/3的病人愿意更好地遵医嘱;99%的病人希望OpenNotes能够得到广泛的实施;实验过程中也没有医生退出。同时，更多的患者愿意向医生分享他们的轶事。就像之前那位看完病历信息，闲谈明了诊断的中年女性一样，他们反而更加信任我，诊断也更加准确。
那天在波士顿医院急诊(BostonER)的经历成了我愿意分享病历信息给患者看的转折点。自此以后，我开始与患者分享病历信息，并且更正过许多之前病历记载的有错误信息。我们开始与患者共同制定治疗计划，并且当病人离开时，给予他们一份详细的指导说明。病历记录开始逐渐成为一种与病人合作的工具，并不仅仅是医生记载患者病史信息的记录。
然而，OpenNotes实验也开始成为了一种运动浪潮，席卷着各大医院、医疗系统、全国各医生的办公室。目前，梅奥诊所、格伊辛格卫生系统、退伍军人事务部均采取了OpenNotes的做法，而且OpenNotes也已经获得了来自基金会的经济支持。
然而，新的争议就产生了，接受精神心理治疗的患者应不应该全权获得病例信息呢?是否限制获得病历信息会比较好？假如病人使用类似于众包的方法将其病历信息分享到社会媒体，又会发生什么?会不会损害医患关系？假如患者想拷贝他们的病历信息或录制医疗信息该怎么办?对于这些，医生们是不是有义务去遵从呢？
内科医生TomDelbanco告诉我，他认为OpenNotes就像一种新的治疗药物，在任何治疗过程中，都会有不愿见到的副作用伴随而来。于此同时，医生和患者不需要等到正式OpenNotes项目落地实施，病人便可直接要求看一眼他们的病历信息。就像我遇到的那样做，以至医生们能够及时的分享病历信息给患者。
这次经历改变了我执医的方式，也彻底改变了我对病历记录的理解，因为它们最终的归属还是“患者”。
关于作者：Leana Wen，乔治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ER主治医生、人文研究中心主管。她的作品有“When Doctors Don‘t Listen： How to Avoid Misdiagnoses and Unnecessary Care，”并且是Who’s My Doctor（一个鼓励医疗透明化治疗的Program）的创办人。本文根据其发表于NPR(National Public Radio)翻译，内容无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