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内亚Guekedou医护人员治疗埃博拉患者所用的手套和靴子（图片来源：AFP/Getty images）
埃博拉在非洲的爆发使得伦理学家和卫生官员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当存在有限的试验性治疗时，谁可以优先获得？
目前并没有已经上市的埃博拉治疗药物，但在这场史上最严重的致死性埃博拉爆发时，两位美国传教士在利比里亚获病后接受了试验性药物ZMapp的治疗。
当前，全球的传染病专家呼吁非洲的埃博拉患者应该享受到同样的治疗。是否应当在这场全球健康危机中更广泛的使用未经试验的药物？作为回应，奥巴马政府及世界卫生组织WHO组织专家小组围绕这个伦理道德辩论进行利弊权衡。
为了深入理解这个关乎疾病爆发时伦理道德危机的棘手问题，作者致电医学伦理学家和医生。以下是他们认为需要抓住的四个问题。
1、在面临危机时略过药物试验是否妥当？
一种药物上市需要经过严格的过程（尽管公认存在缺陷）。简单的说这个过程包括：首先药物在动物身上进行试验，然后在一小部分人身上进行安全性的验证，在一切顺利的前提下，才会在更大样本量的人群上进行有效性的试验。
临床试验阶段
Ⅰ期：研究者首先在少数人身上给予新药或治疗，以评估其安全性，确定有效剂量范围并识别副作用。
Ⅱ期：将药物或治疗给予稍大样本量的人群，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价，并进一步评估其安全性。
Ⅲ期：对更大样本量的人群使用药物或治疗，确认其有效性，监测副作用，将其与常规治疗进行对比，并收集允许药物或治疗安全使用的信息。
Ⅳ期：在药物或治疗上市后进行的研究，对药物作用于不同人群的效果及长期使用的任何副作用信息进行收集。
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与卫生政策部主任Ezekiel Emanuel博士说：“这是ZMapp本来在经历的过程，但目前正面临危机，出于同情的考虑我们缩短了这个过程”。
目前就这样做是否妥当正在开展一项开放式的辩论：试验性治疗可能提供帮助，也因为缺乏试验而带来风险。
伦理学家认为可以略过临床研究的步骤的理由是患者面临极大的死亡威胁，没有其他的选择。因此有时候监管者允许他们接受未经充分临床验证、尚未获批的治疗，若非如此，等待这些患者的极可能只有死亡。
报道中在西非工作的美国医生Kent Brantly和传教士Nancy Writebol接受这种非常早期的药物治疗就是这种情况。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学伦理学教授Jonathan Moreno称对于在危急时刻可能伤害到患者有另一种伦理辩词。除了“避免伤害”，在危机情况下，医学家、哲学家希波克拉底建议医生应当勇敢。因此，在致死率极高而别无选择时，就像希波克拉底所说，那就勇敢去做吧！
2、为什么美国人可以获得试验性药物，而成百上千的非洲患者却只能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
将药物给予2名美国人带来另一个伦理难题：为什么美国人可以获得试验性药物ZMapp，而非洲人却没有？
Emanuel博士认为，当略过临床研究和药物审批将带了一个常见的问题。他解释道，“一旦因为同情给予试验性药物，就不可避免的制造了不平等，有些人获得，而有些人不能。
例如，ZMapp在美国有限供应，主要由国防部支持研发，因此Emanuel称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人能够用到试验性药物并不奇怪。
3、如果埃博拉药物不起作用怎么办？
尼日利亚Abuja当地居民阅读埃博拉疫情新闻（图片来源：AFP/Getty images）
一些人士借此时机主张应当在非洲更多的应用试验性埃博拉药物，因此带来下一个伦理问题：就整个社会水平，匆忙对患者使用ZMapp的获益不一定会超过其带来的危害。
目前，我们知道的所有ZMapp的数据均来自类似药物（其他单克隆抗体）在猴子身上进行的研究，但真正的ZMapp在非人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从未发表。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一种抗埃博拉单克隆抗体曾在人体进行测试。因此我们并不清楚药物的作用机制。
如果美国人存活，并不一定意味着ZMapp是有效的。因为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死亡率为70-80%，可见不依赖于任何药物的作用也可能存活。
我们需要更大量的数据，而非一个仅包含两例患者的试验来确定ZMapp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极具前景的动物实验往往什么也说明不了。Emanuel提醒道，例如在肿瘤治疗中，每100种动物实验有效的药物，最终只有3-5种用于人类。
Emanuel说：“首先，我们需要知道药物是不是真的起作用，其次要知道它的副作用有哪些。究竟是一个真正的好药还是有严重的副作用需要斟酌”。对于ZMapp，我们还一无所知。
4、谁应当为埃博拉药物买单？
如果一个类似WHO的组织决定可以将这些尚在早期研究阶段的治疗给予埃博拉疫区，那么谁将支付所产生的费用？
埃博拉药物的研发经费多来自美国政府，因为私人机构通常不会研究仅影响到贫困人口的少见疾病。要求私人机构加快研发速度及改变试验性疗法的研究规模需要其改变既定的发展道路，将更多的资金大量投入到没有利润的项目上，或者需要政府增加投入。
如果政府或生产者决定增加投入，加快将埃博拉药物用于患者的脚步，接下来面对的是有多少不确定的监管机构能够接受。
监管机构在此前卫生紧急事件时允许药物获批前进入市场（例如2009年H1N1流行），这些药物此前已经在人身上进行过试验，或出于同情的考虑分发给患者个人。
杜兰大学热带医学副教授Dan Bausch博士解释说：“这与我们将未批准的药物用于埃博拉作为常规治疗有所不同，这在此前没有先例。
对埃博拉来说，非洲病例将被纳入一个天然的试验，他解释说，因为他们是埃博拉的易感人群（不能出于科学的目的设计试验让受试者感染致死性病毒）。或者监管机构将需要同意提供给特定感染患者未经批准的埃博拉药物的流程及合格标准，并监控他们的康复情况。
这些改变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Moreno 说：“必须保证当地居民参与这个过程，用他们的语言和方式获得他们的知情同意。一旦开始，这项工作将持续几年。作为一个药厂或者政府组织，需要对该地区或者国家履行承诺，不是仅仅供给药物然后离开这么简单。”
监控机构将在一个病例又一个病例的基础上权衡每个埃博拉药物的风险与获益。在这个背景下，他们需要考虑给予患者未经试验的药物可能会出现问题。可能会存在法律和政策层面的问题。可能会因在贫困人群上试验药物和获益而被起诉。
然而，无论是谁投资埃博拉的研究都有其伦理上的理由。Moreno说，21世纪的全球化是我们需要担心传染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在采取谨慎态度的同时需要考虑人道主义精神。
Bausch博士更加简明扼要：“如果我感染了埃博拉，并且被问到“你愿意使用这个药物么”，我愿意。因此我们需要研究最好的方式改进对西非患者的治疗，避免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