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伟教授最近和乔治城大学David Levy教授最近发表于《不列颠医学杂志》的研究发现，如果中国烟草税能提高到零售价格的75%， 那么吸烟率到2050年能够下降12.9百分点。
如果中国能执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所有政策，则到2050年前吸烟率能降低40%，并能防止1280万由于吸烟导致的死亡以及1亿5千4百万生命。这是提高烟草税的好处。
提高烟草税也有卫生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支持。吸烟的外部性(指吸烟对非吸烟者的危害)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测算是每抽一包烟所带来的经济成本(包括卫生费用和生产效率的损失)是10.47美元。这些卫生费用和生产效率损失中的一大部分是吸烟者以外的经济主体承担的。
比如，生产效率损失大部分是由雇主承担的，这也是美国目前雇主对无烟政策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的原因。卫生费用的一部分由吸烟者承担，另外的部分则由雇主及公共部门如州和联邦政府承担。州政府对吸烟者卫生费用的承担主要通过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的花费。1998年，美国46个州，5个海外领地，以及华盛顿联邦特区政府和五大烟草公司达成协议。
协议规定：1) 参与的烟草公司在广告上做自我约束，如不针对未成年人做烟草广告等； 2)在二十五年内，烟草公司赔偿参与的各州和海外领地政府共计2060亿美元； 3)各州和海外领地政府放弃对烟草公司的诉讼(注意，此协议对联邦政府无约束力)。这个协议的达成即是烟草公司对吸烟导致对医疗救助计划成本影响的承认。
我们较为熟悉的吸烟外部性是二手烟乃至三手烟的危害。二手烟指非吸烟者吸入含烟的空气。三手烟是指烟民“吞云吐雾”后残留在衣服、墙壁、地毯、家具甚至头发和皮肤等表面的烟草烟残留物。
二手烟，三手烟对非主动吸烟者的健康都有一定的危害。这些危害支持了无烟场所和对烟草征税的正当性。吸烟的另一个危害是火灾。一九八七年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的直接原因是违章吸烟。火灾造成了211人死亡和经济损失5亿多元，间接损失达200多亿元。虽然此类危害的概率较小，但单次的损害大，也支持了烟草控制的正当性。
提高烟草税或许在短期内有阵痛，涉及到利益的调整，但长远来看是能提高全民健康的好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美国，男性吸烟相当普遍。当时吸烟是时尚的象征，是男子气概的表现途径之一。
经过半个世纪公共卫生界的不懈努力，美国吸烟率已经大大降低，吸烟也已成为让人皱眉头的行为。相信中国能借鉴其经验，在更短的时间达到控烟目标，尽早摘掉吸烟第一大国的称号。
(本文作者介绍：芝加哥大学卫生促进研究中心博士后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卫生经济学，健康不均等的分析，及政策和项目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