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邀请从校友回校畅谈医改，我被蔡江南老师拱上台与几位校友做嘉宾，也许特约嘉宾六六与我的对话更多地从医患与政府的角度对侃，因此《医药投资周刊》做了一篇题为“两个大V的PK——波子哥与六六谈医改、医患关系”的报道。这篇报道其实没有“PK”，发生PK的没有报道。我是对六六医疗界发生的过激事件并不是很严重有我的“辩词”。有时候，我们是否要从不同的角度与地位去考虑问题和分析问题呢？
我这次短时间的校友演讲，也许是站在一个不同的角度，既不是市场派，也不是政府派的角度去谈医改的事情。对于医改的事情，我们还真的不要有门派立场，否则“受罪”的是民众。这里也有一个小插曲。一张历史性的照片拿出来，蔡江南教授将今年春天的他风趣地说：这张照片第一次巧妙地把市场派与政府派的两位代表人物拉到一起，很难得，也非常有历史意义。他还说，感谢吴敬琏老师。
还真的希望，我们的医改能够“存小异求大同”地发展下去。不唱赞歌，也不诋毁，实事求是地做好每一项工作。以下是这次论坛我的主要观点。
投入不均与服务不公
表面上看，政府的投入很少，但实际和其他国家对比，政府的投入还是有，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医疗资源投入不均衡，医疗服务提供不公平。同样是5%的投入，香港就可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而我们却为什么会出现看病越来越难？新医改将近5年了，并不是像有些媒体所说的，90%的人感觉看病容易多了，80%的人看病便宜多了。其实，我们并没有这个感觉。
我个人非常同意蔡江南老师理性的分析，中国医改要怎么走？最关键的就是观念的改变，现在政府的观念是执政为民，2020年为全国公民提供基本医疗这个公共产品。这就是我们免费医疗的基本雏形。但是我们是否上下一致？为什么有些官员说不可能实行免费医疗？但是为什么人家可能呢？我们又为什么不可能呢？这就是执政观念。有了这个观念之后，我们的政策如何？其实我们现在的政策是残缺不全——“无法无天”。“法”就是我们的法律，依法医改；“天”就是我们的伦理道德，我们的政策是否缺少伦理，缺少公平。
我们医疗体制改革的伦理，比如说“以药养医”，这是一种伦理缺陷的政策，导致了医疗行为的缺陷，扭曲了医生的劳动价值，医生只能通过检查、处方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又比如，公共财政如何公平使用。政府如何制定公平的政策环境。
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用全世界最少的钱，解决了全世界最多的医疗问题”这句话的内在的含义。从这点来看，我们国家医疗的效率确实很高，政府投入这么少，但却产生这么高的效率，这么多高楼大厦、这么多医疗设备、这么多技术都被应用了，都为人提供了服务，但是我们要想为谁提供了服务？为什么我们用这么少的钱？假如我们用多一点钱，不是更好地位大多数人服务啦？我们过去提供的是一种质量较低的服务，成本比较低；现在我们提供的是较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但是浪费更甚过去。
政府与市场责任不同
将来公立医院怎么改革，正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当然，首先要思考的是顶层设计，按照十八大三中全会精神，政府该做什么，什么让市场去做。我认为应该政府投入基本医疗，既然把基本医疗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社会提供，那政府就应该投入。政府办医院提供一种合适的医疗是政府责任的一种体现。而社会资本如果愿意做基本医疗的，政府给与扶持，而不是在一种垄断和偏宠。将来的医疗市场，我认为应该是政府提供基本医疗，社会提供高端医疗。政府办的公立医院全新做好基本医疗服务的提供。我还认为一旦责任明确，社会办的高端医疗大有前途。目前公立医院是出于“放任自流”状态，大小通杀，高端全做，基本的又服务不足。民资医院当然没有办法发展，他们只能在公立医院的牙缝中谋得一羹。在完全的市场状态下，“公立医院”是做不过民资医院的。民营医院只要加强管理一定比公立医院更有活力。如果实现全面免费基本医疗，政府回归它的责任，如果公立医院不是盲目扩张，如果过度医疗降低，如果公立医院不是依靠门诊提高收入，就会让出更多的空间给民营医院发展，还是可以发展好的。
医生要成为社会人
然后，要讲的医生的身份。如果按照顶层设计，医生多点执业的最后发展就是说医生成为自由身。将来对医生要从身份管理转变到岗位管理，其实就是如何使医生成为社会人？现在提出的医生多点执业大家议论纷纷，其实很多医生是赞同的，尤其是有能力的医生，他们是极力赞同。大部分院长内心是同意的，反对的是部分院长，他们出于一种单位人和医院守门人的心理，要把医生圈养起来。这部分院长的阻力更大。他们认为医生是我培养的，而没有把医生当做是社会人。
医生成为社会人，一定会推动体制改革，将使医疗体制发生革命性转变，现在医生为什么被圈养在单位？因为害怕走在体制外不能生存，害怕走出去后再也回不了医院，害怕走出去后没有了原来的福利。他们没有信心，当然更没有环境。
要实现医生多点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医生成为社会人阻力不仅来自医院，还来自卫生管理部门。卫生部门有没有真正实现政府引导市场推动一种理念的转变，这个很关键。
六六
著名编剧、作家
日韩新更值得我们学习
我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很好的数据比较国家，虽然他在医疗卫生上的投入占GDP的16%，但是美国人对此依旧不满，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医疗体制投入最好的国家不是美国，而是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
我到一个国家就会了解他们的医疗制度，甚至在那里看过病。比如，我在法国看过病，因为过敏麻疹，接受了他们超一流的服务，结束的时候，我对医院说，我有国际医保，请给我走医保付费流程。他们说，如果我为你这一笔费用单独记一个财务账单，这个费用要高过看病的费用，所以你走吧，我们不收费。
我当时的想法是，法国这种完全全民医疗的国家存在了太多的不公平，如果每一个外来者接受这样超一流的服务，而不收任何费用，那么承担者是法国老百姓。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制度，因为他没有给国人足够的保障，外来者不应该享受和和本国老百姓同样的制度和权利。
新加坡，韩国、日本这三个国家的医疗投入都不高过GDP的5%，和中国差不多。但他们做的非常好，其中一点，全民医保覆盖只包括基本疾病，不包括奢侈医疗。他们建立了全面完善的分级制度。例如，如果不先去分级医院而直接去专科医药，那是要自费的——普通医师的挂号费起价是250新币，如果走分级制度，所有程序看完，不超过20新币。
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新加坡平均温度33度，在医院的大楼，包括走道全部覆盖了空调，但是，特地把基本医疗病房的空调拆掉了。其目的就是告诉患者，你在享受基本医疗健保，而基本医疗健保是不包括冷气这样的奢侈设施。
在中国，很多人希望政府投入的5%能治疗所有疾病且不花钱，希望通过5%的投入能得到奢侈治疗。很多医院还推出了护士帮助剪头发、剪指甲，这根本不应该包括在5%涵盖的范围内，这样的服务是要由私人医疗机构来担负的。
我们还没有分清楚什么是基本医疗覆盖，什么是奢侈医疗，就开始谈5%怎么分配，这是不现实的。
还有一个最大的悲哀，在中国存在大量的过度医疗——过度医疗在中国的界限不是由医生来界定，而是由家属来判断。很多对家属有利的医疗，即使这个人插满管子，成为植物人了，依旧要继续下去，三年、五年、十年。
医生请不要为伤医事情而恐惧
前段时间在浙江温岭发生了严重的伤医事件，而类似事件近几年在中国不断地发生，严重地伤害了医生的感情，让医生觉得现在的医疗环境很恶劣。
但是，今天，我想用一个数据来举例反驳这种观点：上海瑞金医院一天的门诊量是一万多人次，一年大概是400万人次，而瑞金医院一年出现被患者攻击或伤害的事件最多出现3~5次，这个数据有多低，远远低于医疗失误的数量。患者在产生医疗失误以后对抗医生或产生医疗纠纷的数字要远远低于医疗失误的数字。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患者被误诊后要么不知情，要么选择宽容。如果把这个数据反过来看，其实患者比医生更有担待。
我的观点是，现在中国的医患关系没有媒体表现的这么严重，主要原因是现在资讯发达了，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小范围的冲突现在会被全国所知，这也造成了全国医疗体系以及医生的紧张情绪。
第二，这种恶性伤害医生的事件只要出现一次，就会改变整个医疗生态。一起恶性事件发生后的严厉执法应该被老百姓或者有这种倾向性的老百姓知道。而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执法不公，这种倾向为那些企图靠医闹的诬赖开设了特别通道。这种局势一旦形成，就会有一批不属于这个群体的人也走上这个道路。
再说一下医生的收入，如果只看工资，那是太低了，完全和他们的付出不相适应。但是，大部分医生，尤其是三甲医院的医生收入与他们的付出是相符合的，其中的差价在哪里？在灰色收入。这部分收入由谁来补齐？由老百姓来补齐！这也就是说，老百姓基本费用的基础上要给予额外的红包。为什么要给红包呢？这是由市场决定的，因为医疗的需求和供给是有瓶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