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1900年， 义和团事起，没有死灭的仇恨一旦遇风潮，象半焦的枝条一样复燃，上谕发动民众对洋人武力报复，“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不负联之厚望”，梅藤更回国，医院里英国人奉命避沪。
同年，山西庚子教案发，山西全省共杀传教士191人，杀死中国教民及其家属子女1万多人，焚毁教堂、医院225所。山西巡抚毓贤亲手杀死山西北境教区正副主教艾士杰，在奏折中写道：“微臣之捉洋人，如网中取鱼，我设一巧计将山西的洋人尽数擒捉，以练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虽幼童及狗亦未任其幸免……惟有一女洋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下，及查得，已死。”
事态平息后，梅藤更返回中国。广济医院边上有个杂货铺，一个年青女人卖货，发髻上簪一朵茉莉花，见人往往腼腆一笑。梅藤更不见她，问起才知她生产时大出血，与孩子同死于难产。中国女人生产自来只有接生妇，无程序可言，无文字可授，生死悬于一线。梅藤更以中国人高叔白女士等人的捐款建立产科医院，翻译中国第一本产科教材《产科西医心法 》，序言中他说：“使后世之产母婴儿同登寿域，则区区一得之愚，一念之诚，深堪自慰矣.”
他对广济人的要求有一条是“创造力”----- ，深耕以求生机。
但晚清已到末期，大风大火，焦土遍野，每次政治力量交织冲撞，医院作为战争前沿，都不可避免被卷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医院里士兵驻扎，附近发现有三颗炸弹，幸未发生灾难。梅藤更因为医术得到信任，医院没有受损。但安定未久，1924年，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与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兵刃相见，梅藤更带领红十字救援队救护内战中的中国人。生死存亡于一线间，他要求医院同仁要能“全身投入，从一而终，永不放弃，不论严寒酷暑”。
但他没料想到，最大冲击正来自内部。
此时正是中国人“国族重建”的愿望急迫之时，民族主义成为自我锻造的重要手段。广济院内出现罢工罢学的抗议，医护人员对校方“宣传西方世界观与价值观”，“把学生当劳力使用”“体力透支”“军校一样的管理”“等级区别”等表现出不满。
1924年五卅惨案发生，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召集各校学生代表，成立后援会， 6月3日游行队伍一路向日本领事馆递交抗议书，一路向广济医院示威，游行群众拉下撕毁英国国旗。梅藤更正在医院里，他说“我真正感到不安的，是他们把医院的公告牌从墙上摘了下来。”
校内青年学生不安欲动，梅藤更与学生对话，说如果他们一定要参加游行，他不会阻拦，但他希望学生不要去。这时学校外面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呼喊里面的学生，要他们出来，说保证找到新的学校容纳他们，颁发毕业证书。梅藤更说“这使学生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发生了大动摇。”
6月6日早上7点，医，药，产三科的学生全部离校。
几个月后他们陆续返回，但在此之后，广济医院想要在自己的腹地保有宁静，已无可能。
1924年7月，《新浙江报》刊登一篇社评，揭露“英人梅藤更在杭的种种劣迹”。广济医院内两位中国籍医生撰文认为广济医院必须收归国有，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国权。不同意此意见的医生，多被称为“洋奴”，在纪念册上写下心怀愤懑的话“正合德国一句俗语说：‘宇宙的酬报是忘恩’”
同行的抨击极为尖锐。杭州公立医药专门学校召开会议，“披露英人梅藤更假帝国主义者之力，侵略我们中国的土地，搜括我们同胞的金钱种种罪恶”，并认为广济医院应该“拨归本校”。各界冲击下，广济医院的正常医疗无法进行，有人闯入医院，绑架员工，直到北伐军东路指挥部出台保护政策才避免激进的人群自行占据医院。
民意推动下，新成立的浙江省政府将广济医院直接收归“国办”，为了“实现人民的福利和维护国家尊严”，每月所需经费，完全由政府负担。1928年官方发布《筹设杭州医院宣言》，痛斥英人梅藤更：“假慈善之名，遂侵略之暴行。日唯叱咤我官吏，蹂躏我人民。纵彼爪牙，恣其鱼肉。病者未出起生，弱者反因丧生。世界各国，有此医院，宁非怪事。”
医院严禁宗教会议和圣经研究，对麻风院内的病人采取了严格的监禁隔离，贴在入口大门上的公告写着：“此地乃麻风收容所；访者禁止入内！”
政府费用划拨不够，无人负责，加上麻风病人惶恐惊惧，“病人打针者，不及 2/10，以致病魔日见厉害”，困境下，省政府的解决办法更为激进。第二年出台管理办法打算将病人流放囚禁，“查麻风病为慢性传染病之一，残身弱种，为害至烈，故必于孤岛荒林，建筑麻风病院，将患者强制收容，不与外界接触，方足以防止传染，而免贻害社会”。
1928年，国民党将广济医院和医校交还英国圣公会，但医校受创至深，从此停办。
抗战期间，广济医院与其他几处慈善机构一起庇护两万多难民，直到日军占据广济医院，时任院长的英国人苏达立不愿为其服务，日军刺刀抵背押他做手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送往战俘集中营，医院由日本人经营，广济麻风医院无人过问。病人四散逃难，只剩下18名肢体残疾病人无家可归，在医院附近挖野菜度日。
抗战结束，医院被当局归还给苏达立管理。政潮翻滚，1952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医院，现更名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外籍管理者与医生撤离。
近一个半世纪后，广济医院遗迹已不多，只有银杏，香樟和广玉兰，百年后仍浓荫蔽人。
8、
1926年，梅藤更及夫人梅福孙在杭工作45年后，于12月3日回国。
当年，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当下中国象是一团巨大的原生质，它活着，但是没有自身的力量可以决定它去向哪里，它在风浪里漂浮，由附着其上的东西驱使。”
年逾七十的梅藤更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住院病人4000例左右，是全国最大的教会医院之一。
他归国临行前，宴请杭州地方人士话别，用汉语说：“我知道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可惜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梅藤更晚年最后一段时间，用于将医学书籍翻译成中文，1934年8月去世。
纪念他的人在墓碑上刻着“仁爱而劳”。
（关于梅藤更的资料不多，我最近带家人就诊，对医患之间有了切肤体会，才出于兴趣翻找资料写这篇博客，但了解有限，请有知者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