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医改焦点之一，医师多点执业问题一直备受争议。支持者认为，自由执业能解决优秀的医生资源，通过医生带动一批医院发展，届时，中国医院的水平就会趋于均衡，能有效缓解看病难等问题；反方则认为，自由执业可能会让好的医生资源流向收费更加昂贵的私人医院，使医疗资源分配更加不平衡。而作为医改先锋阵地的深圳却主动叫停医师多点执业，在一定程度上暗示着我国医改之路依旧曲折。
新政执行过于激进？
近日，原本已上报广东省卫生厅待批的《深圳市医师多点自由执业实施细则》忽然在发文前被深圳卫人委撤销，此消息一出，便引来坊间高度关注。
对此，上海源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首席顾问袁则红表示，相比国内其他地区，深圳的多点执业跨度的确较大。多点执业是在目前公立医院改革的大局框架上提出的，现时机虽还未成熟，但深圳至少跨出了这一步，使我国公立医院改革找到了一个循环渐进的方向，为新医改提供了先例。
而实际上，深圳卫人委提倡多点执业的初衷是想在医改当中实现一马当先。早在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时，深圳便按照新医改的要求大力提倡多点执业政策，但其在后期具体实施中并未起到良好的效果，如采购权利始终未明确化，医院所有权和管理权也未有效分离等。在诸多问题下，执行医师多点执业就尤显激进：第一，多点执业规范程度难以保证；第二，医院作为独立的主体，是否真正想把医生解放出来实现多点执业不得而知。而深圳卫人委将细则撤回，是在激进基础上的又一轮激进，决定了多点执业之路将更加坎坷。在人人都想做改革排头兵的情形下，未做好充分准备步伐迈得越大改革效果也越差。
湖北欧立制药有限公司总工戴绪霖则认为，医师多点执业并非新鲜事物。一直以来，公立医院医师兼职民营医院、院外行医、外出会诊、对口支援社区、农村等形式的医师诊疗行为本应都属于医师多点执业范畴。而促使深圳卫人委将该实施细则撤回的原因是该细则步子迈得太大，过于激进，损害了大医院，特别是一些三甲医院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抵制。
一直以来，基层医疗机构为了增加自身知名度，常通过各种途径请大医院的医师“走穴”、“开飞刀”。虽然这种形式的合作给患者带来了不少的方便，也节省了一定的费用，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医师的这种多点执业行为或多或少借用了其单位的名声，有打擦边球的嫌疑，损害本医院的利益。
医疗资源配置不受影响？
医师多点执业作为我国公立医院改革中的一部分，又被视为松绑医疗资源流动的革新性举措，而如今深圳市卫人委却主动将其撤回。某业内人士直言，在新医改的大背景下，多点执业能解放优秀的医生资源，通过医生带动一批医院的发展，长期以往，中国医院的水平就会趋于均衡，能有效缓解看病难等问题。
然而，对此观点，戴绪霖并不认同。他表示，医师多点执业并不能增加优质医疗资源的供应。从表面上看，医生每增加一个执业点，工作量也随之增加，但事实上，大医院的医生本身业务就较为繁忙，其根本就没有精力多点执业，如果接受小医院邀请增加执业点，只能是牺牲大医院的业务量，并不能从整体上增加医疗资源的供应。而某些小医院、私立医院之所以热衷于此，实际上是想搭大医院的便车“偷”病员。
同时，他还指出，目前医疗资源之所以分布不均，主要是由于我国的医患关系整体上不是很融洽。医疗质量的好坏关系着每一位患者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因而在医院普遍不受人们信任的情况下，大家都选择相对值得信任的大医院，从而导致大医院门前挤满人，想挂一个号，得排几天队，而小医院门可罗雀，没人看病。因此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应着力于改善医患关系，并增加对基础医院的有效投入。
袁则红也认为，限制医师多点执业并非会影响医疗资源的配置。主要表现在，其一，规模较大的医院能够提供良好的品牌，病患也比较认可，而相关的小医院靠医师去树立品牌的确有点不太现实；其二，医师多点执业会导致利益纠纷。如一位医生到民营医院去做手术，在公立医院收费是2000元，而在民营医院一般是6000-10000元不等，在最终利益分配时难免会出现不正当、灰色收入等问题；其三，医师多点执业存在很多资源差异性，容易造成把大众资源集中到某一个层面或阶级，破坏市场公平性。
医改之路依旧举步维艰？
深圳不仅是广东省唯一试点医师多点自由执业的城市，也是在全国率先试点的城市，但3年多来却叫好不叫座。医生冷对多点执业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满足于公立医院体制内生存。而深圳目前公立医院改革的进程成效已渐成我国医改背景下的一个影子，在此光环下却突然叫停多点执业，无疑折射出我国医改命运多舛。
“离开医疗体制改革，公立医院改革意义不大。”戴绪霖表示，目前我国医疗体制中最大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这是医生对医疗知识的垄断，导致患者、医药供应商权益的丧失。新医改的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市场化，让个人选择自己信任的医疗保险机构，由医疗保险机构帮助购买医疗服务，医疗保险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必将尽量以最佳的性价比去购买服务。
袁则红也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讲，深圳公立医院改革的确是走在全国前列，成为了改革的先驱者，但抛开医改体制进行公立医院革新必然会漏洞百出，效率低下。并且深圳公立医院改革完全是在走政府化的控制道路，药品采购也未实行市场化，实属犯了激进主义错误。
“抛开深圳公立医院改革影子反观全国医改，其改革之路依旧举步维艰，而‘探索’早已成了医改关键词。”袁则红如是说，如改革乡村医院，将基础医院权利收回到卫生局，使得基层医疗机构配备和基本医疗服务普及到了基层每个人，促进了公平性，但“行政性操作”等问题也随之引爆。随后的医改体系当中，在医院环节又展开了一系列探索，把县级医院剥离开，形成小框架，想在不触及主要医疗机构的利益情况之下进行三级医院改革。紧接着又提出药品零加成，把药品的利润通过增加诊疗费来平衡，但实际上，诊疗费增加了，药的利群依旧存在问题。而现在整个医改进入利益深水区，改革更应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另外，他还表示，随着医改不断深入，市场终端格局也不断在演变。药企应顺应改革潮流，制定与之配套的营销模式。其变化主要体现在：首先，两个定位有变化。一是医疗卫生机构究竟是服务型机构还是行政型机构，这个定位很重要；二是医院是靠药品还是服务生存。这两个定位差异导致了医院增收的采购和药品的处方和消费者消费的行为和模式的变化。其次，原研药将逐步受到挑战。原研药的价格下降，必然导致整个原研药学术推广和学术营销等方式的变化，从而影响其他药品的营销学术的变化。所以在药品价格下降的情况下，企业更多要去关注医生的处方行为和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合理进行学术推广，保持原有的效益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