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国医改已进入深水区，碰到的均是难解之题，而公立医院改革更是难点中的难点，其成功与否事关医改成败。10月6日，2013第九届中国医院院长高层论坛在沈阳举办，160余位医院院长就公立医院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展开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见解，同时道出许多无奈和瓶颈。从11日起，人民网推出“六问公立医院改革”系列报道，以期助推医改顺利前行。
人民网北京10月14日电 （傅立波、马晓慧）家住北京朝阳区的王大爷，有7张就医卡，每次看病换一家医院就得再做一遍检查，既花钱又遭罪，还浪费时间，真是既不满又无奈，这是我国大多数人看病就医的真实写照
能否就拿一张就医卡，走遍全国医院都通用？能否在大医院做一次检查，最起码一周内片子到别家医院都管用？能否利用云计算给病人建个邮箱，看病的数据都能储存，说个密码，让医生能看到全套的资料？
10月6日，在沈阳召开的第九届医院院长高层论坛上，与会院长均表示，这在技术上不是难题，完全行得通。但是，在医院信息化建设方面，国家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每个医院各搞一套，互不共享，又不兼容，形成若干“信息孤岛”，又如“信息烟囱”，重复建设，浪费严重。
各自为营造成“信息孤岛”
目前，我国尚未实现院际信息共享，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极为滞后。虽然，患者在一家医院就诊时可以享受信息化带来的便利，但换个医院看病，医院之间不承认对方的检查结果，就得再重新做一遍检查。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划与信息司司长侯岩表示，此前卫生计生委统计了70余家医院，基本上不能做到信息共享。
孙喜琢 大连市中心医院院长
大连市中心医院院长孙喜琢对此深有体会，“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东软的系统别人进不去，医院要拿出巨额费用进行信息建设。看病需要7张卡，完全没必要。健康卡应该实现一卡互通，做到一张走遍全中国，现在确实很乱，例如我们有医院内部的一卡通，也有沈阳市、辽宁省、国家的一卡通，这不是人为给老百姓制造麻烦吗？”
上海新华医院集团理事长徐卫国认为，“信息孤岛”不单出现在医院之间，医院内部也存在沟通不畅。
之所以存在“信息孤岛”，是因为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分析，首先，判断现有的信息孤岛是院内孤岛还是院际孤岛，“院内孤岛”需要院长发挥作用；“院际孤岛”则需要考虑，信息化是一个工具还是一个策略。在医院竞争的时候谁愿意共享信息、怎样共享？信息共享的目的是使多方受益。“那么，信息共享之后受益人是谁？是病人得益，还是政府监管部门得益？”这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为什么信息孤岛现象严重？各医院之间为何不愿共享信息？侯岩认为，每家医院建设的信息化系统，缺乏国家标准、没有顶层设计，条块分割，是造成信息孤岛、信息烟囱的症结所在。
廖新波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
信息共享困难，不仅在于管理层，身处一线的医生也有自己的难处。医生出身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自问自答：“为什么医生会对信息共享产生反感？可能就是一种狭隘的、所谓的知识产权在左右着自己，还有一个就是繁琐的病例记录。”
统一标准“编织”全国信息网
“香港医管局下属40余家公立医院全部实现信息共享，患者的就诊信息，医生看得一清二楚，还有非预期的手术、非预期的死亡，全部都有。” 庄一强介绍了香港医疗信息化的现状。
我国能否实现医疗信息化一体化？
“设立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需要从上而下的设计，国家平台——省级平台——地县医院平台，织成一张大网，让患者和医院各取所需。”虽然追求信息共享的细节不同，但是与会的大多数院长观点基本一致。
徐卫国认为，充分发挥医联体的作用也可以解决“院内孤岛”问题。作为上海最早建立医联体——新华医院集团，将信息化作为有力抓手，顺利推进了医联体的改革，尝到了甜头。在上海崇明县实现了1家三级医院、5家二级医院、18家社区医院，电子健康档案全覆盖，惠及100万居民的信息共享。
“医院的领导者，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消除这些孤岛，采用有效措施建立自动交互平台，提升信息化领导力。”徐卫国的观点更侧重于对医院领导的要求。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院长郭启勇也认为，院长的作用不可忽视。“推广信息化，就是一把手工程。”他坦言，如果一个院长干3年就换人，他还没来得及推广就走了，什么工程也是推广不下去的。“信息化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让患者看病更方便、医护的行为更规范、医疗信息更加对等、医疗管理更加科学。我知道它的好处，就坚定地走下去。” 目前，盛京医院是国内唯一一家分别通过了卫生部电子病历系统应用水平6级和美国HIMSS Analytics电子病历采纳模式6级评估的医疗机构。
廖新波建议，消除信息孤岛至少需要三个层面共同努力：国家层面建立标准、建立监督机制保障数据安全。信息化的建设需要经济投入，为了体现公益性，此项投入应有政府来做。信息化既可以作为产业也可以作为事业，医院的一些公益化的服务可以由政府投入，而对于一些服务大众的项目，比如健康管理，健康咨询等个性化的服务需要收费。省级层面，广东省也在考虑建立省级服务平台，平台建立以后医改评估报告也不会如此辛苦，改变现在“数据”难找的情况。县区级层面上，至少在两三年内就将数据平台建立起来，否则无法建立起整个网络。
孙喜琢的建议则偏重于技术层面。由国家出面，做一个疾病编码的数据库，再做医疗服务编码的数据库，放到网上共享。全国都用一个平台，每个城市有自己的数据中心。国家层面不但要主动还要行动。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信息化应该实现从生到死全程的记录。“比如一位患者到某个医院就医，血压超过了标准，自动就有一条信息来提示需要采取哪项措施，监护人和保健医都要知道，这不仅是记录和信息之间的传递，同时也是健康的干预或者是统计。”
信息共享 政府省钱百姓得利
刘维忠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
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到底收益有多大？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算了一笔账。从政府角度看，信息孤岛解决以后，管理成本大为降低。“甘肃经济欠发达，我们能省的地方尽量节省。”预防疾病远比得了病再治疗花费更低，在疾病防控方面，甘肃省做了一个疾病监控软件。
这个软件帮助将全省每个月，每一种疾病的患病人数进行统计，列出排名并和上月比较和往年同期比较。如果发现哪种疾病有人数增加现象，可以及时做流行病学调查，把预警机制建立在基层。软件对提高管理效率大有帮助。“我们现在已经用上了，实际上每个月网上还会公布资费比例，这对医院的监管效果非常好。”
信息共享，效率提高，最终受益得利的是老百姓。目前，甘肃的远程会诊惠及所有的乡和一部分的村，大大提高了就医效率。三鹿奶粉事件发生时，酒泉有一个孩子昏迷了，去北京请专家抢救肯定来不及，通过远程会诊解决了难题。
“从经济角度来讲，以盛京医院集团为例，在大医院看病报销比例是70%，确诊后转到基层医院继续治疗，报销比例就是80%，这样，患者的花费就少了。在大医院看病，可以到社区医院输液，就医更便利。”郭启勇介绍，即使患者从成员医院转诊到盛京医院，在当地医院的挂号、检查结果等依旧有效，“这样就节省了重复挂号、重复检查的费用，可以大为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同时，医疗信息化也让医院的管理者获益不少。在郭启勇的办公室，足不出户，只要打开电脑点击几下，就可以随时掌握每日医院的门诊量、手术量，甚至看病人群的年龄、看哪些病等等。“2012年医院全年的统计数据报告，2013年1月6号就可以交，因为我们不需要费时费力去统计，系统都给算好了。”
为了打破“信息孤岛”，相关部门也在做出调整。侯岩说：“这几年在做的事情就是做顶层设计，推动互联互通。”
正因如此，公立医院改革在信息化建设中特别提出了一个3521工程，建立国家、省、地市三级平台，卫生的五大应用系统，以电子病例和健康档案为两大数据库、一个网络。3521工程的逐步落地，使我国的卫生信息化建设取得了多方面积极的效果。
侯岩介绍，我国已有10余个省建立了省级卫生平台，来支持跨区域的信息共享；134个地市和397个县也基本上建立了区域卫生平台，实现了健康档案的调阅双向转诊绩效考核应用等。
电子健康档案数据资源库也已初步建立。全国电子健康档案的建档率超过了70%。“我们统计了12个卫生信息化试点省份已超81%，市一级已建立2800余万份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库。”
此外，追求全局优化还是局部优化也是需要面对的问题。侯岩指出：“盛京医院在信息化方面的领先做得再好也是局部优化，没有辽宁省的优化和全国的优化，也是一个信息孤岛。建立全国的数据信息库，不是院长们的责任，而是卫生厅长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