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邓小平向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以来，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从赤贫一路走到如今在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力方面有望与美国一争长短的地位，任何目睹此过程的人都看到了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好处。
但是，中国有一个领域的增长却在过去三十年一直是不成功的：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至今仍问题重重，扭曲的激励机制与政策在很多时候都与合理的公共卫生政策背道而驰。正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高级研究员黄严忠的研究显示，与同样在八、九十年代开展经济自由化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医疗成果的提升大体落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在同一时期的表现。
导致这种落后的原因很容易理解：在经济改革开始后，中国取消了很多国家资助的医疗与退休金福利。这个被称为“打破铁饭碗”的过程是短期内的必要之举；但在经历了与过去的痛苦决裂之后，人们普遍预期民营企业会填补上以前那种政府福利取消后产生的缺口。但这没有发生。结果，普通老百姓享受的医疗服务水平在过去三十年中不断退步；在乡村地区提供医疗服务并得到很大肯定的“赤脚医生”群体推出历史舞台，更是加剧了这种状况。
出于对医疗卫生系统中诸多问题与不公平现象的敏感，中国领导人一直在着力实现医疗基础设施的现代化。2009年，中国中央政府推出大规模医疗刺激计划，其中包括扩展医疗保险计划，将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面扩大到全国97%以上的人口。后来推出的“十二五”计划中也囊括了多项重大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计划，其中包括新增15万全科医生，新建2，000家县级医院，2.9万家乡镇医院，以及对5，000家现有医院与诊所进行升级改造。这些目标都值得肯定，但中国也明白，就算全部实现这些目标，其医疗卫生系统也仍存在诸多缺陷。这驱使中国政府采取一系列额外的改革，每一项都旨在吸引外资进入其医疗保健部门。其中最重要的改变是，2011年末，中国政府宣布将允许成立外商独资医院。
在宣布对外国直接投资（FDI）准入范围的修改之后，中国卫生部随即宣布，到2015年要实现全国医院体系中20%的就诊病例由私营医疗机构接诊的目标。考虑到目前这个数字只有8%，20%可以说是个相当高的目标。大多数分析师认为，中国相信通过放宽FDI准入能使20%的目标成为可能，因为外商因此会更愿意在中国拓展医疗卫生接待能力；然而，很多业内观察人士与投资者都开始疑惑，中国现在放宽限制是不是太晚了。
对于中国试图吸引FDI进入医疗卫生体系的努力，我们很容易心生疑虑。先前的尝试证明，虽然中国医院市场理论上对外资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中，政策仍然偏向于国内投资者以及来自于港澳地区的有限投资。虽然中国政府如履薄冰的缓慢开放进程并不仅仅发生在医疗领域，但医疗行业的实际开放速度可能还是严重低估了市场对海外资金的需求规模和广度。过去，中国其他限制外资的管控行业也是以类似方式逐渐开放的。通常，政府发出外商独资实体可以进入的信号，但实际上只是开始批准经由港澳地区进入的外商独资企业。这不仅满足了“吸引外资”的标准，同时又跟欧美投资商不在一个层级上。然而，中国医疗体系内长期存在的全国性需求显示，中央政府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举措来吸引FDI。
相对于其他部门，中国医疗卫生系统的对外开放起步相对较晚。其中的经济原理很简单：作为一个穷国，它需要增长经济并创造一个具有活力的中产阶级，以保障消费者拥有足够的可支配收入来承担私营医疗费用。中国医疗卫生系统面临诸多挑战，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就是，据中国公共卫生研究人士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医院每年都会发生近2万起医患矛盾导致的、针对医护人员的暴力袭击事件。中国的医疗市场由这些危险因素组成：力不从心的医生、手头拮据的病人，以及鼓励医院将不必要的药物与手术强加给病人的病态激励机制。考虑到这些问题，对于中国为何对外开放医疗领域，简单的国内政治仍然是最佳解释。
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担忧之一就是社会动乱。中国最大的民愤源头之一就是民众无力支付或享受现代化医疗服务的现状。按理，经济现代化应该会带来医疗选择的提升，但在中国，经济现代化实现了，就医条件却没有相应改善。这个领域内的现实与期待之间的持续脱节不断引发民怨与民愤，中国政治领导人对此心知肚明并头疼不已。另外，中国经济现代化越是这样只让少数人受益下去，普通中国人就越可能感受到政治制度在根本上的不公性。这种挫折感可能导致民众推进进一步的政治改革以作为补救。
吸引外资进入医疗领域，能够给中国这个被冷落太久的领域带来更多的财务资源、运营能力以及运营技术。而直到最近才对外资开放医疗领域，这样做是否已经太晚、是否于事无补，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观察。中国要避免社会动荡，最确定的方式不仅仅是进一步加大政府带头的支出，而且还包括更加积极地放松仍然限制着外资进入医疗领域步伐的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