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和急诊科医生张晖在看 CT 片
1983年，北京协和医院设立了独立的急诊科，这是中国正式建立的第一个急诊科。建科 30 年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
3 月 13 日晚上六点，协和医院急诊科，刘业成上班了。
他换上医生服，把两只手机放进口袋，一只是自己的，一只是医院的值班手机。他把值班手机放在拿起来最顺手的右口袋里，在工作时间，这只手机“就像消防警笛一样”，当它响起时，刘业成必须像消防队员一样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灭火”。
“刘业成的班？哇，有得受了！”一位护士半真半假地恼道。刘业成有点不好意思地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运气‘这么好’，每次轮到我值夜班，事就特别多。”
在急诊科里，刘业成的身份是“二线”医生。所谓“二线”，是对应“一线”而言的，“从字面理解，一线医生就是病人第一个看到的人，二线就是第二个看到的，当一线搞不定时会呼叫二线，再往上就是三线，那是主任一级的人，轻易不会去呼叫，四线就是院长级，除非特别大的事才会惊动。”刘业成解释道。
协和急诊实行的是“主治医师负责制”，二线医生相当于整个急诊科的值班总管，负责处理急诊科尤其是抢救室棘手或突发的病情，以及科里内部协调，还要协助院内其他科室的急救工作，毕竟急诊的急救能力是最强的。
由左至右依次为刘业成、宋丽、于学忠、张晖、徐军
职业习惯
如果说急诊科是协和医院最忙的地方，那抢救室就是整个急诊科最忙的地方。抢救室的医生把自己的班次总结为“白夜下休”，即一天白班，第二天晚班，第三天早上下夜班，第四天休息。
一个小时后，刘业成完成了交班和查房的常规工作，回到夜班医生休息室小憩。这是一间四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间，左边是一张单人的高低床，右边并排摆放两张写字桌和两把椅子，除此之外就只放得下一个小小的洗手池。
在工作间隙，夜班医生可以在这里休憩，刘业成有时候也在这里写他的研究论文，或是做一下备课工作——除了在急诊室的日常工作，他还要给协和医科大学的学生们上课。
但在午夜十二点之前，那张小床形同虚设，刘业成压根没有躺下的时间，每一秒钟电话都可能响起，每一分钟都是紧急备战状态。
19 点 12 分，值班手机响了，是内科住院病房打来的，一个脑梗病人突然内出血，生命体征不平稳，需要抢救。电话只接到一半刘业成就起身往外疾走，出门上电梯、穿过冷清的门诊大楼走廊，再转弯，上楼梯，穿过走廊??从急诊科抵达内科的住院病房需要穿过两栋楼，对于第一次走的人来说仿若迷宫，据说来协和急诊科进修的外院医生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清这“迷宫”的走法。
从急诊室到内科病房一共 514 米，刘业成花了 3 分 40 秒的时间。
他的步伐大而快，以至于记者需要一路小跑才能跟得上他。
在协和急诊科 9 年的工作生涯让刘业成养成了疾走的职业习惯。一次刘业成和同学出门，走了一会他发现对方说话气喘嘘嘘，一扭头看到同学正在跑。“你为什么在跑啊？”他好奇地问。对方没好气地回他：“不跑跟不上啊！”
“捡”来的病人
内科的医生已经等在门口，简单地向他介绍了一下情况，刘业成给内科医生一些治疗建议后，便开始急救准备。将消毒手套戴至袖口，给患者皮肤消毒，在拿起注射器给病人做深静脉置管前，他轻声呼唤着对方的名字：“我现在要对你进行一些措施，可能会有点痛，但是很快就好了，放松点。”对方并没有反应，事实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脑梗病人可能已经失去了意识，尽管如此，刘业成依然轻声细语地重复了两遍。这是一种职业习惯，“哪怕病人没有反应，我也要这么安慰他，因为有可能他心里明白，只是身体动不了没有办法回应你。”刘业成说，这是他在协和实习的时候跟带他的老师学的。
协和急诊建科三十年以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纠纷也很少。“关键是在和患者的沟通上，你会发现我们的医生都很有耐心，也很有沟通的技巧。”急诊科主任于学忠说，“一个急诊医生首先应该具备一个人的基本素质，然后再偏向某个领域进行深入的学习。”
每一个新来的急诊医生上岗前会有一个培训，每个星期二中午急诊科也会抽出两个小时做内部培训，新老医生在一起，培训管理、沟通或者技巧等等。
对于急诊室医生来说，除了专业知识，经验和直觉也同样重要。刘业成常常会在急诊楼层里巡视的时候“捡”回来一些病人。有一次，他路过 B 超室的门口，看到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正坐在那里排队，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弯着腰按着下腹部。出于医生的敏感，刘业成停了下来，询问：“怎么了？哪里不好？”“肚子疼。”
女病人有气无力地回答道。看着对方苍白的面色，刘业成心中一惊，“你先不要做B 超了，来测一下血压心率。”一量血压，高压只有 60 多，已经是休克了。“还做什么 B 超，八成是宫外孕破裂出血，直接进抢救室吧。”抢救室的一众人就看着出门巡视的刘业成风风火火捡了一个病人回来，结果一查，果然是宫外孕，输卵管已经破裂，病人一肚子都是血，“要是再晚几分钟，可能命就没了。”
在给脑梗病人做深静脉置管的过程中，值班手机再度响起。就算是在手术台上，这个电话也必须接通，因为每个电话的另一端可能都是一个等待抢救的危重病人。
护士帮忙把电话接通送到他的耳边。这是分诊台向他请示一个新病人的情况，他一边清晰地指示将病人交给抢救室接收，一边继续手上的动作。两分钟后，抢救室打来确认电话，病人已经收治。
四十分钟后，经过深静脉置管迅速补液、使用缩血管药物，病人生命体征趋于平稳，出血有停止迹象，刘业成脱下手套，擦擦额头的汗水，一刻也没有停留，直接赶回抢救室。
“有的抢救可以用分钟来计，有的抢救需要用秒来计。”刘业成说。又是 514 米，刘业成花了 3 分 35 秒。
通力合作的会诊
在处理完两起急救后，刘业成再次查看其他病人们的情况。走到了 8 床的时候，他特地多问了几句病情的进展。这是一个 19 岁的男孩，因为消化道大出血送进来的，出血点还没有找到，失血过多导致整个人看起来显得格外苍白。
“对于两个年龄段的病人，我们会特别关注，一种是年轻人，他们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就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这个年纪的人往往是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柱，一出事可能一个家就完了。”刘业成说。
3 月 14 日下午，8 床 19 岁的男孩状况开始恶化，由于又开始出血，尽管不断输血，血色素还是在往下掉，已经处于休克前期，需要尽快进行手术止血。
接手抢救室的区域负责医师徐军是科室主任于学忠的研究生，也是急诊科科研方面最多产的年轻医生。
徐军皱着眉头，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男孩肠内持续出血，血液的淤积使得无法确定出血点在哪，这让治疗方案的确定变得困难。徐军交代一线医生迅速请其他科室医生前往进行多科会诊。
半个小时之后，内科医生赖雅敏，外科医生谢勇、叶欣和介入科医生张晓波都来了，众人围在抢救室的小休息室里会诊。
从男孩的 CT 片上看，这是一个小肠的多发病变，从小肠到直肠乃至结肠都有可能性。按照常规操作，应该是由介入科做血管造影，但“现在肚子里全是血，用肠镜看无法确定出血点。”
外科大夫也不敢轻易动刀，“男孩的肠子出血是间歇性的，万一打开肚子，血正好不流了，有可能徒劳无功，什么也发现不了，还白白挨了一刀。”这样的后果是可能会背上不必要的医患纠纷。
讨论进行了半个小时，无能为力和迟疑让气氛变得有些沉重，“他太年轻了，我们应该积极点。”徐军给大家打气。
最终大家决定叫来男孩的家属，向他的父母交代情况，并推荐手术。“再怎么样，也要试一试。”
“要想把病人治好，是一个通力合作的结果。协和非常好的一点是多科会诊制度，只要你需要，你可以让任何科室的医生过来协助帮忙。”徐军说。
急诊大楼的风景画
没有人计算过急诊室的一个夜班要处理多少起抢救。在刘业成的记忆中，最繁忙的一个夜班，他从晚上 6 点到早上 8 点一直没停过，平均 20 分钟一个电话，估算一下，那一夜大约有三十来起抢救。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
“我妻子爱看恐怖片，我就不用看了，每天的工作已经够刺激了。”刘业成说，急诊是“靠天吃饭”，冬天病人会比较多，特别是雨天或雾天，有时候一来就是十几个。“今天天气好，所以还不算忙。”
这样的工作强度对身体和意志都是极大的考验。“能干急诊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们科室内很多人都有健康问题，特别是甲状腺容易出问题，最常见的就是甲亢，还有失眠。”
科室里的另一位一线医生宋丽，前段时间就被严重的失眠所困扰。
在急诊科主任于学忠看来，急诊最理想的配置是“小大夫，大护士”。“小大夫是指 45 岁以下，有体力有精力有热情，可以吃得消这样的工作节奏；而年纪大的护士有经验，见得多，可以配合大夫工作，帮助他判断病情，互相补充。”如今，协和急诊科共有 34 名医生 108 名护士，医生以 75 后为主，也有 60 后和 80 后，1958 年出生的于学忠是年纪最大的。
1983 年出生的宋丽是单身。急诊女医生找男朋友并不容易，工作性质决定了她们的交际圈子，最后大多数都是内部解决。“我们的思想非常保守，生活非常单一，圈子非常狭窄。”宋丽用“三个非常”来形容急诊女医生的生活。
和人们想象中的急诊室女超人的形象不一样，宋丽爱哭，刚到急诊的时候，遇到一些情绪激动的家属，会冲她嚷嚷，有时候话难免说重了，她一急一委屈，眼泪就往下掉。
她第一次哭是在急诊查病床时，一个消化科的病人做完胆管结石手术后，消化科大夫怀疑他有其他病情，转到急诊病床观察。这个病人在做常规CT 检查时果然被发现是肿瘤晚期，结果病人家属急了，一把抓住了宋丽就吼了起来：“为什么本来只是结石，到了你们急诊就变成了癌症了，你们医生怎么越治越差？”宋丽本来还在耐心解释，但对方根本不容她分说，越说越激动，指着她就骂了起来，“你们这些道德败坏的医生，医德医风有问题！”
当时正值查房时间，她就这样被堵在门口，查房也不能继续，心里万分生气，“明明是我们帮你发现了肿瘤，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啊！”她眼睛一红，开始哭起来。好在戴了口罩也看不出来，她就这么站在一旁，一边哭一边由着家属骂。
最后科主任请来消化科的医生会诊，让病人继续回消化科再查，本想换其他医生带着病人去，宋丽站出来：“还是我去吧，只有我对他的病情比较了解。”
“家人患了重病，家属的精神一定是高度紧张的，某种程度上来说，家属其实是处在精神异常状态的。”刘业成说，所以有的时候患者家属言行过激，作为医生可以理解，“但大部分家属还是讲道理的。”
急诊大楼的长廊墙上悬挂着一幅幅优美的风景画，上面写着不同的名言美句。在急诊大楼的四层楼里，这样的图有 88 幅，都是刘业成在下班时间挑选制作的。“国外有研究表明，病人在候诊时看到这样的风景和名言，可以放松心情，有利于避免医患纠纷。”
急诊科的吃饭速度
“如果说做急诊大夫对我有什么影响，那就是看淡了生死。如果有一天，我得了不可治的病，抢救只是延长生命的话，我不会在我的抢救同意书上签字。你在急诊随便找个医生或护士问，大家的想法应该都和我一样。”
张晖转过脸，很平静地问对面的护士，对方点点头。
抢救室里屋是医生护士们吃饭小憩的地方，桌子上摆着食堂刚刚送过来的盒饭，这是协和给急诊科的“福利”——考虑到急诊医生忙起来无法按时吃饭，怕错过了食堂的饭点饿肚子，食堂会送饭上门。七块钱一份的伙食标准，从急诊科的主任津贴里出。这一天的菜式很普通，素菜是大白菜，荤菜是炒肉片，看起来并不美味，但张晖五分钟就吃完了。“要干这行，必须胃小膀胱大，吃得少能憋尿。”她笑嘻嘻地收拾着。
张晖说话语速很快，看起来干净利落。“你三年前认识我，和现在简直是两个人。都是锻炼出来的，徐军以前也不爱说话，现在要和患者家属解释病情，每天也能说很多话。”
协和急诊的速度在刘业成的婚宴上显露无遗。刘业成当年结婚的时候，请了五桌酒席宴客，其中急诊的同事坐了其中的一桌。仪式刚开始的时候，其他四桌的人还在寒暄，急诊桌已经开始吃上了，等其他桌开始动筷的时候，这一桌都吃完了。“看到吃的，大家已经下意识条件反射了。有空吃的时候赶紧吃，不然忙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吃上饭。”
张晖是一线主班医生，带着三个副班，娃娃脸让她看起来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但是在抢救室里，二线如果不在，身为一线主班的她是操控全局的人。
参加工作第一年，张晖没有逛街买过一件新衣服，工资卡没有动过，只在过年前取过两千块备用。“留在协和急诊你永远不会觉得钱不够花，因为你没有时间花。”这是急诊内部流传的一句打趣的话。
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张晖是在抢救室过的，她当时是当一线副班。那是她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晚上，按理来说，大年三十是比较清静的时候，没有人会选那个时候来医院，能忍的病痛都会忍着。但那个晚上却异常忙碌，零点一过，接连来了好几个病人，而且都是危急情况。
第一个病人是血液病患者，不小心摔了一跤，怎么也止不住血，送来医院一个多小时之后，人就没了。
还没有从新年面临的第一场死亡中回过神来，一个孩子被送了进来，在家拿着剪刀玩，玩的时候没留神扎在了脸上，送来急诊之后立刻联系外科做了手术。
紧接着来的是一个 20 岁出头的小伙子，“那年的大年三十和情人节是同一天，他被女朋友甩了，便拿了一把削铅笔的小刀一下扎在心上，血流得到处都是，我们立刻给他联系了心外科做了手术，好歹抢回了一条命。”
到了第四个病人，是消化道出血的症状，一边吐血一边拉血，张晖一群人忙着给他做了所有的检查，一直忙到天亮，结果早上出血自己止住了。
为什么比起其他科室，急诊更容易出现医患纠纷？张晖觉得，是因为急诊太忙了，一个医生一天要看几十个病人，没有时间去了解更多的，而一个内科的住院大夫，可能只需要负责五六个病人。
生命守护者
在协和比较常见的纠纷是“病人埋怨为什么病情很重，不让我们住院”。“但收不收入院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决定，是紧张的床位引起的。”于学忠说。
协和的急诊模式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也是被动发展出来的。协和急诊现在一共有 80 多张病床，抢救室还有 24 张，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3 月 17 日，又是刘业成的夜班。傍晚时分，一个孕妇被送到了抢救室。凭着刘业成的经验判断，这是一个肠坏死的患者，几分钟之后，孕妇流产，生命体征不稳定，性命垂危。这是一个农村来京打工的家庭，丈夫是一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年轻男人。一线大夫宋丽向他们交代了患者情况后，建议手术，在得知手术费用的金额后，全家人都沉默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几万的费用是他们全部的家当，而后续的投入甚至可能会摧毁这个家庭的经济。最终家属决定签字拒绝手术治疗。
在得知家属的决定后，刘业成很焦急，他立刻跑到抢救室外，再次找到家属亲自劝说。
“你们知道吗，做手术是拼一把，确实代价很大，但不手术的后果只有死，没有别的可能。”他没有用含蓄的方式来考虑家属的情绪，而是让对方明确直接地知道后果。
五分钟后，家属总算同意手术。“我知道这笔钱对这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我作为医生，更知道一个生命意味着什么。”
做医生是在和死神搏斗，但并不是每次结果都尽如人意。即便看多了生死，但当病人在他面前时，他依然会无法控制自己去想象眼前这个活生生的人背后的世界，投入感情。
2008 年，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住进了协和医院，她患红斑狼疮已经十几年，一来就掏出一本厚厚的病历。在做了一系列检查之后，刘业成发现多年的红斑狼疮已引起严重的肺动脉高压——这是造成红斑狼疮病人猝死的主要风险，却无法预防。但是看着小姑娘可爱的面容，又丝毫不像随时会离开的人。
“她是个非常好的病人，乐观开朗，科里的人都很喜欢她，我们甚至成为了朋友。”这样的情绪让刘业成渐渐不再相信她身上的那颗不定时的死亡炸弹。直到有一天病人突然开始感觉憋气，尽管刘业成第一时间做出反应，但使用了所有的急救手段都无济于事，三分钟后她便停止呼吸，很快人就没了。这件事让刘业成郁闷了很久，“我确定我没有办法做得更好，我尽了自己的力，但依然眼睁睁地看着她就这么走了。”
“急诊病人就像在海边走的一群人，身体底子比较好的人离海岸线比较远，浪打过来的时候，可能只是湿湿鞋；但身体不太好的人，一个浪可能会把你卷入深海中。”刘业成说，“医生要做的就是牢牢地抓住你，不让你被浪冲走。那些癌症晚期的病人，水已经深深地没过头，退不了潮，我们只有守护生命，把能做的做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