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授权转自公众号： 剥洋葱 people（微信号：boyangcongpeople）
战斗结束时，有人迎来新生的奖赏，有人被死神召唤。生死之间，有义无反顾，有得失的纠结，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属于生命的奇迹。
郑清明和两个女儿：郑秋、郑心。女儿的名字合起来是「愁」的意思。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摄
一根脐带牵着一个婴儿在大银幕上晃过。他刚刚离开温暖的子宫，被一双大手，从哭嚎的产妇胯下接到人间。
有观众失声叫，「啊……」有人窃语「哎呀，我肚子好痛。」
女性真实的生育过程少有地出现在中国电影院的大银幕上。
导演陈为军今年 47 岁。他出生在山东日照的一个农村。他出生的年代，生育是一件粗粝而自然的事。孩子像长熟的瓜果，生在地上。黄土地上铺一层厚厚的麦秸灰，在深秋的一个午后，他「噗通」掉进一堆灰里。父亲拿着剪刀，在煤油灯上一进一出。咔嚓一声，剪断了他的脐带。
四十多年后，陈为军带着两个摄像师，想拍一部当代中国人生孩子的纪录片。
这更像一部中国式「战争片」。「战士」是产妇，她们的敌人有的是金钱或时间，有的是疾病或死亡本身。战斗结束时，有人迎来新生的奖赏，有人被死神召唤。
生死之间，有义无反顾，有得失的纠结，亦有深藏的人性和只属于生命的奇迹。
《生门》背后 500 多小时的素材，记录了 80 多个家庭。三年半后，纪录片走进影院。每一个参与纪录片的人，都试图重新理解女性生育的本能，「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不定时炸弹
武汉人管宝宝叫「毛毛」。
郑清明带着妻子和她肚子里的毛毛赶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时，是凌晨 1 点多。他几乎是被另一家医院「逼」出来的。
「只有 2000 块一晚的病房」。郑清明没有钱。妻子是他在外打工时「带回来的」，没有社保。为了能报销，他让妻子冒用了外甥女的名字陈小凤。
「陈小凤」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她怀的是双胞胎，却是风险性极高的中央型前置胎盘。按照医生的说法，胎盘没有长在子宫的后壁、前壁或侧壁，而是刚好完全挡住了孩子出生的去路——宫颈口。孩子越大，胎盘压力越大，「就像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间会炸」。
郑清明已经历了两次「小爆炸」。其中一次，「陈小凤」站在地上，血淌满了两块 60 平方厘米的地砖。
他 42 岁了。在外打工二十多年，是村里最后一户盖起新房的人家。邻居的孙子都一岁多了，他的宝宝刚满 29 周，离足月还有 8 周。生死未卜。
他拼了命也要保「陈小凤」和两个宝宝。医院产科的病床成了他的「阵地」。
作为武汉市 5 家急危重症孕产妇抢救和转诊中心之一的三甲医院，这里 2/3 的住院产妇都是各地转来的疑难、危重和急症。
一个肾病综合征产妇，全身浮肿。所有亲人都劝她打掉孩子。因为年龄大了，怕再难受孕，她执意冒险保胎。还有一个重症子痫前期患者，高血压随时可能致命，她签了风险自担保证书，「想让宝宝在肚子里多呆几天」。还有的产妇羊水早破，靠躺在床上喝水、输液，「一动不动」。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产科走廊的待产产妇。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摄
他们占满了产科的 54 张床位。「战场」延伸到走廊的过道上。连护士台旁的一块空地也支起床，成包的卫生纸和衣物占去 1/4，床边靠着陪床座椅和输液支架。
床的正上方写着，「幸福时刻——给宝宝一生最好的开始」。
妈妈们严阵以待，没有人知道「幸福时刻」何时降临。
过道里的加床半数没有屏风，吃喝拉撒没有隐私可言。像「陈小凤」一样的产妇，绝大多数时候都要躺在床上。因为出血多，「陈小凤」上厕所也在床上解决，靠的是一根导尿管。
用来保胎的硫酸镁或安保滴得很慢——「最慢时 1 分钟 5 滴」。摇摇欲坠的液体要在严密监视下，连续挂上一天半载。
因为长时间卧床，即使不断按摩，她们腿部肌肉萎缩，「站都站不起来」。即使如此，只要肚子里有胎动，都算幸运。真正令产妇们提心吊胆的是，「有的妈妈，躺着躺着毛毛就丢了」。
学会彼此开解，成了持久「抗战」的必杀技。
「我羊水破得太早了，孩子现在只有两斤多。」
「我办公室的同事，出生才 2 斤，现在长一米八几……」
「小孩如果不好，你会放弃吗？」「不会，肯定不会。」
「做大人真难呀，真是太难了……」
「会有奇迹的。」
「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郑清明每天早上睁开眼，催款单会准时出现在床头柜上。最初护士会吆喝着送催款单，像是生活一次次向他吹起挑战的号角。
后来全科室都知道了他家的情况，催款单出现时便不再有人说话。
「没有钱，恐怕你的期望值要调整。」妇产科主任李家福查房时提醒，「血库的血没有钱是不好办的。术后住 ICU 也成问题。」
李家福是这场「战争」里至关重要的人物。做产科医生 25 年，他一年操刀的手术近千台。在陈为军的纪录片里，他被视作「拆弹部队」首领——帮高危产妇渡过难关。
「输我的血行不行？」「你只能输 400 ml，解决不了关键问题。」李家福算了一笔账——一个孩子一万五，加上大人手术费，至少需要 5 万块钱，「5 万块钱，你去哪儿买 3 条人命？」
5 万块钱是横在郑清明面前的又一座大山。
他有着漫长的打工史。20 多岁开始打工。抬过石头，打过混凝土，在上海家具厂打过杂。赚过最多的钱是 170 块一天，在烟台帮人扎钢筋。
到四十岁时，他终于攒了 7 万块钱，翻新了房子。「房子」是他人生中翻过的第一座大山。次年，他在打工途中认识了被拐卖的「陈小凤」。
「陈小凤」怀上双胞胎，是郑清明唯一一次感觉被老天「厚待」的时刻。如今，他靠在医院的墙上。焦灼和窘迫在他脑门上拧出几条青筋。
他唯一的期待是孩子能在老婆的肚子里多呆几天。「在肚子里，总比在保温箱里便宜。」
别过头，他擦了一把泪，继续给「陈小凤」擦拭身体。
三年后，电影上映。李家福跑到汉口电影院「暗访」影片的口碑。观众纳闷，「生个毛毛怎么谈的都是钱」？
钱，是李家福每天查房谈话中绕不开的话题，「一半以上都跟钱有关」。
按照经验，早产儿由于各个脏器发育不足，「28、29 周的孩子没有五万、十万，很难养活」。在中国，早产的费用对社会和政府来说，仍是一个未解难题。
李家福分娩过一个最小 600 克的婴儿，「巴掌大」，住在新生儿科半年，花了 25 万。还有一个产妇，总共费用需要 11 万，家里把车都卖了，还差 2 万，「非常难」。
因为出不起治疗费，孩子没养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医院不会对产妇见死不救。」杨桂芬是「陈小凤」的主刀医生，她在电影院看了郑清明一家筹钱的过程——找信用社未果，借了几十家，不但挪用了亲友给儿子娶亲的钱，甚至还借了高利贷。
「该救人的时候肯定会救人，就像应该催你缴费就一定要催一样。」她对剥洋葱（微信 ID：boyangcongpeople）说。医院曾不止一次救助过欠款的病人，有按期归还的，也有反咬一口，「谁让你当初救我的？」这使医生和医院感到尴尬，「既不敢说没钱我们也会救，也不敢见死不救。」
但郑清明自始至终都明白，能依靠的只有乡亲和自己。
一筹莫展时，他曾跑进离外科楼一百米远的器官移植中心。「你们收不收肾？」他前后拦了三个医生询问，差点惊动了保安。
「陈小凤」并不知道，郑清明比她哭得还多。
医院出门，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水果湖。吃饭的空隙，他沿着湖边走，眼泪像路边的法国梧桐叶，簌簌往下掉。回到医院时，他递给「陈小凤」的是 8 块钱一碗的猪肝面，他肚子里一天三顿装的都是 3 块钱一碗的热干面。
「鬼门关」
除了钱，死亡本身也虎视眈眈。
夏锦菊是真正走过一趟鬼门关的「战士」。她在 ICU 睁开眼时，静谧的蓝光笼罩了一切。穿白衣的护士在一排排机器中间走来走去，气氛肃杀。她想说话，嘴里插了胃管，发不出一点声音。
力气远离了她。甚至，连眼球的转动也要耗费半数体力。术后 3 天，她总共失血 1 万 8000 ml，相当于全身的血换了 4 遍。
那是 2013 年，她 33 岁。供给胎儿营养的胎盘，长在了前两次剖腹产的疤痕上。不仅如此，胎盘穿透子宫基层，植入了膀胱。
这是典型的凶险性前置胎盘。当胎盘像大树一样被拔掉时，「血像泉水一样冒出来」。在宝宝分娩出来的一瞬间，「失血达 2000 ml」。57 岁的摄像师赵骅把镜头推上去，能从镜头里看到针线一样细的血，喷向不同方向。
怀孕 3 个多月时，夏锦菊从广州回到老家黄梅保胎。小县城的妇产医生天天往外赶她，「你就是个定时炸弹，」医生劝她打掉孩子，否则到时候大出血就像自来水管，关都关不住，「人财两空。」
她从未想过自己会「人财两空」。即使在第一次心脏停跳前，还在请求医生，帮她保留子宫。
心电监护仪显示过两次直线。在那个家人被要求「准备后事」的夜晚，她的腹部被止血纱布填满，等待最后 ICU 的介入治疗。
疼痛吞噬了她的记忆。银幕上，父亲一遍遍揉着她因疼痛而痉挛的手，抚摸她的额头。三年半后，她对这段观众的「泪点」完全没有印象。
她唯一记得的是，穿着麻质西服的李家福朝她喊：「夏锦菊，你想不想见毛毛？」
她点头。
「想见就要坚持下去。」
她又点头。
她是产科的奇迹。
事后，好多医生护士跟她聊「八卦」，「在 ICU 有没有看到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她说，「蓝色的 ICU 大概就是阎王殿、鬼门关的样子。」
阎王殿最终没有召唤她。11 天后，她转回普通病房。
死神也与「陈小凤」擦肩而过。
孩子抱出来时，护士冲着郑清明喊：「恭喜你，一对姐妹花」。
「恭喜啥，我一点高兴不起来。」他对剥洋葱（微信 ID：boyangcongpeople）说，他担心的是「陈小凤」。他想到她幼年被拐的经历和 40 公斤不到的体重，害怕起来——出血止不住就完蛋了。
那一晚，他盯着床头的心电监护仪，一宿没合眼。
天亮时，42 岁的他，觉得老天又一次放他一条生路。
更惊喜、更残酷的现实
在成为专业妇产科医生之前，李家福做过 5 年乡镇全科医生。1988 年之前，他接生过包括自己女儿在内的三个婴儿。
那时，他一手捧着书本，一手接生。
到了 2000 年，中国签署《联合国千年宣言》。作为医务工作者，他动员产妇到医院生孩子，以降低死亡率。2014 年，中国提前一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全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 21.7/10 万，较 1990 年的 88.8/10 万下降了约四分之三。
「陈小凤」的家人一起看《生门》片段。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摄
在死亡率之外，他逐渐看到了比纪录片「更惊喜、更残酷」的现实。
25 年来，他见过数以万计的孕产妇。有做了 8 次试管才怀上的孕妇，也有 14 岁就当妈妈的产妇。有陪着小三偷偷来生孩子的，还有带着几个男的来生孩子的，因为不确定哪个是孩子的父亲。
他还常跟警察打交道。2013 年的除夕，120 送来一个「三无」产妇。她没有身份证，没有亲人陪护，没有钱。她有的只是一个死在肚子里的孩子和不断的哀嚎。李家福报了警。最终，在警察的见证下，为她做了手术。
最让他惊喜的有两个。一个是三腔心脏的产妇。三腔心脏的宝宝，一般来说活不到 2 岁。那位产妇不但长大了，还怀孕了。在他的保驾护航下，宝宝出生，「是个奇迹」。还有一个是成骨不全的妈妈，骨头脆得像玻璃。她是中央型前置胎盘，像「陈小凤」一样，随时可能大出血。更可怕的是，她是 RHA 阴性「熊猫血」。她身材只有 89 公分长，29 公斤重，最后孕育出一个健康的宝宝。
社会对缺陷儿的容忍度也在增强。
他曾分娩过一个特纳综合征宝宝。她比正常宝宝少一条 x 染色体。宝宝的临床表现可能是长大以后没有子宫、没有正常的卵巢和阴道，这意味着她将来无法怀孕。她的个子会低于 150 厘米，智力接近正常。
家属选择要了。
还有一个唇腭裂的婴儿。家属说，「我们一定要，生下来是猫是狗我们都要。」这样的事例总是让医生欣喜。「过去很多人都放弃了，你善待这个生命会有好报。」
最让他有感触的是，在他科室产下先天愚型（21-三体综合征）的一位意大利人。出院后，有一次，她把全家 7 口人的照片拿给李家福看，照片上，孩子笑得很甜。
「在我们国家，类似的情况，产筛出来就是要引产的，但他们看中的是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快乐。」李家福觉得这当中既有生命观的差异，也有福利制度的差异。
《生门》中，李双双一家因为孩子检查不到胎动，加上优生优育的咨询结果不理想，希望引产。「这是因为万一孩子有问题，家庭将来无力负担，社会支持也跟不上。」
从子宫，到阴道。从温暖的羊水，到大气层。在李家福看来，就像两个星轨的转换，宝宝会面临很多未知。有一部分会窒息而死，还有一部分内脏畸形在超声上检查不出来。这是医疗的局限。
在与死神持久的战斗后，妈妈们伤痕累累。
夏锦菊出院时，儿子刚满月。长期卧床使她的腿部肌透萎缩，剖腹产的刀口限制了她的活动半径——走不出 200 米，就腹痛难忍。术后半年，儿子都不得不放在妹妹家托管。
「陈小凤」的两个女儿，一个 1.6 千克，一个 1.61 千克。「两个加起来，都没别人一个重。」孩子肺发育不好，体质差，医生保守估计，「需要 20 万治疗费用。」
求子不得的父母闻讯而来，通过护工来打探消息。他们愿意负担孩子的医疗费，并抱养其中一个。
「陈小凤」话不多，只管一直哭。郑清明心一横，拒绝了抱养孩子的人，两个全都抱回家，「生死由命。」
满月时，村里的乡亲去看，没一个觉得能养活。到郑清明家串门儿的妇女，至今记得孩子的「手脚像鸡爪子。」
别人都是两手抱孩子，郑清明一手托着，孩子的屁股落在手掌里，头枕在他小臂上。冬天寒风呼啸，到了晚上他就把女儿放在胸口，「害怕她们冷，更怕一翻身压死了。」他对剥洋葱（微信 ID：boyangcongpeople）说。
「战争」的奖赏
三年后，当夏锦菊和「陈小凤」作为主角，出现在银幕上时，在真实生活中，他们已经带着上一次「战争」的奖赏，投入新的「战场」。
郑清明把孩子抱回家后，自己瘦了 20 斤。他天天到村庄附近打零工，盖房子、修路、掏猪圈，来者不拒。即使如此，两个孩子喝奶粉的钱，「还欠一万多。」
他读书读到四年级，认识的字有限。一个「愁」字拆开，成了两个女儿的名字——郑秋、郑心。
在外面干了一天活的郑清明，一手抱起一个女儿回家。孩子在腿上坐定，他朝炉子里扔上一把柴，火烘烘地烧起来。他揽紧两个女儿，用粗糙的胡子激出一串嬉笑。这是郑清明一天中最享受的时刻。
更多时候，两个孩子黏着「陈小凤」。她们比同龄孩子偏瘦，像「猴子」一样抓紧她，把她扯得东倒西歪。孩子调皮，她就伸出巴掌打，打完再抱着哄。只要摩托声在家门口响起，妈妈就暂时解脱了。
夏锦菊成了凶险性前置胎盘的一个「标志性病例」。
2014 年，李家福把她的案例拿到武汉市的同行中去做交流，后来还拿到全国性会议上讨论。
「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遇到。」李家福和同事感受最深的变化是，随着二胎孕产妇的增加，疤痕子宫、前置胎盘、凶险性前置胎盘的情况越来越多。「以前 2500 个病例才有一个胎盘植入，现在 250 个病人里就有一个是胎盘植入。」
《生门》剧照。
除了孕产妇高龄，李家福用高剖宫产率解释这一现象。
「以前只生一个孩子，为了保险或怕疼，很多产妇选择剖宫产，剖宫产率达 50% 以上。」等到怀二胎时，类似凶险性前置胎盘成了剖宫产的远期并发症，严重威胁母婴生命安全。
夏锦菊一直与李家福保持联系。
因为术后大量输血，她最近刚去「把心肝肺都查了查」，还特意做了艾滋病检测。
夏锦菊 1 米 5 的个儿，三年过去，从术后的 70 斤长到 92 斤。抱着 50 多斤的儿子爬楼梯，她只能一步步挪上去。
4 月份，在县城一家酒楼，她和老公为儿子举办了三周岁喜宴。儿子聪明讨喜，指着不同人的衣服，能准确说出，black，green，purple……
没有儿子之前，夏锦菊是一个「像骆驼一样」的人。她务实、能干。她和老公在广州做服装辅料生意，自己把一家店打理得红红火火。
为了儿子和青春期的女儿，她回到老家做起全职妈妈。
像郑秋和郑心一样，3 岁半的儿子无比依恋妈妈。夏锦菊上厕所的时间，他会哭着找妈妈。
理解生育就像达成一种和解
摄像师赵骅 60 岁了。
一枚小小的老花镜，腿上绑了黑绳，挂在胸前。两年中，磕磕碰碰，他戴坏了 4 副老花镜。他的老花眼二三百度，没眼镜的时候，全靠在武汉市电视台几十年的经验对焦。拍完《生门》他才算第一次弄懂了「生孩子这回事」。
他把几十年攒的私房钱都给了夫人，撂下大话，「你爱干什么就快去干什么。」
1983 年，夫人在中南医院生下女儿时，还是「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他没有细腻的体贴，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悉心伺候。
三十年后，他从中南医院扛回摄像机，妻子看得入神，连「眼睛都不眨」。
一个 40 多岁的的士司机，老来得子。赵骅跟着他返乡报喜，男人「上山祭祖，鸣鞭。」家族繁衍的仪式感令他动容。
还有一个早产的母亲，通过医院找到赵骅，想看看孩子出生时的影像。她的孩子出生后夭折，赵骅拍下的是那个生命唯一的一段影像。
生育，这个被他视为女性本能的自然过程，突然变得值得敬畏。「正是这种被忽视的本能，才使我们得以繁衍。」赵骅对剥洋葱说。
生育也让走失多年的「陈小凤」想回云南找自己的娘家。她十几岁时被拐卖，因为不识字，至今不知自己叫什么，只记村外的茶园和门口的大井。
命运诡谲。她冒用的「陈小凤」不但未能给减免负担，还成了孩子上户口的障碍。
她的两个女儿，是「陈小凤」之女。如果要更改出生证明，只有她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并经过亲子鉴定，才能更改。返回她的出生地云南，寻找她出生时的户口，成了解开这个问题的唯一一把钥匙。
导演陈为军曾有过一个「伟大」的想法。足够多的观众通过《生门》，会达成一种广泛的交流。在电影票房允许的情况下，或许可以探索成立一个早产儿救助基金，救助「陈小凤」一样的困难家庭。「生育和养育的成本和风险应由家庭和社会共同承担。」
但现实像生育本身一样残酷。尽管，发行团队用电影大数据测评显示，躺在手术台上的夏锦菊为保子宫，心跳停跳两次，「全身血液换了 2 遍」，彼时观众紧张的情绪可比肩《拆弹部队》和《釜山行》高潮部分的峰值。
但是在票房井喷的电影市场，《生门》排片不到 1%，票房不济。
「跟你的母亲或妻子去看吧，」陈为军对剥洋葱说，就像达成一种和解，「感谢她把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