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提到「媒体和医患关系」这个短语，你的神经会不会就绷紧了呢？会不会就有不好的预感，觉得又有大事发生？会想到以下哪些名词？
丢肾门、纱布门、羊水栓塞、八毛门、缝肛门……
上面这些，统统都是最近几年引发中国传媒圈和医疗圈极大关注的事件。媒体在近几年的这类事件中，到底承担了什么角色？造成了什么影响？
丁香园（微信号：dingxiangwang）联合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对最近几年的这类事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近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对《新安晚报》等 6 家媒体发布虚假失实报道查处情况的通报。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丢肾门」这个事件，就出自《新安晚报》遭受处罚的两篇报道之一。但在「丢肾门」之前，由媒体参与引发的众多医患冲突「门」就已经一个接一个了。
2010 年深圳「缝肛门」
2010 年 7 月，一名孕妇在深圳凤凰医院顺产男婴，但不久之后其丈夫陈某发现其肛门处被缝了线，于是怀疑助产士因索要红包不成伺机报复，遂向媒体报料。
随后，诸如「产妇肛门被缝」、「助产士索要红包」等报道引起轩然大波，在更多的媒体报道和旷日持久的议论中成为「罗生门」。
两年后，央视《新闻调查》回访此事各方，呈现了该事件大体接近真实的样貌：所谓「产妇肛门被缝」及红包等情况并不存在，助产士进行的「缝扎止血」手术，只是对痔疮做了处理。
媒体把「把肛门完全封闭」和「缝合（或结扎）肛门痔疮出血点」混淆，是医学知识的欠缺和不全面求证的结果。
「缝肛门」给涉事各方带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有报道称产妇事后疑似患上抑郁症，而丈夫为照顾妻儿无法再工作；助产士张吉荣则饱受舆论压力，丢了工作，此后一直生活拮据；深圳凤凰医院信誉受损病患锐减，被迫暂停营业。
2011 年 1 月，涉事助产士张吉荣起诉产妇丈夫陈某，法院判决陈某在媒体上刊登道歉声明，并赔偿助产士精神损害抚慰金 3 万元 [1]。
2011 年深圳「八毛门」
2011 年 9 月 7 日，包括深圳新闻网在内的媒体曝出「婴儿腹胀求医深圳要价过万，广州开药八毛」的新闻：出生仅 6 天的婴儿无法正常排便，深圳市儿童医院建议做造瘘手术，全部费用需 10 万元；而婴儿学医的父亲陈先生拒绝了手术，到另外一所医院仅开了 0.8 元的石蜡油，即缓解了孩子症状。
10 万元手术费与 0.8 元之间的巨大反差，引起舆论一边倒地痛批「医疗黑幕」。「八毛门」事件因此延续了 45 天之久，深圳市儿童医院被推进全国范围的舆论声讨中。
其后，患儿被带到武汉同济医院再次诊断，获得了同样的结果：先天性巨结肠。患儿随后入院接受了手术，实际手术费约 2 万元，而所谓 10 万元手术费只是家长的单方面「预估」。最终，患儿父亲手写道歉信及感谢信向深圳儿童医院致歉。
2013 年泉州「烤婴门」
2013 年 7 月，福建泉州儿童医院一名刚出生 12 天的婴儿被发现在保温箱内死亡，婴儿浑身焦黑的照片流传到互联网上，引起重大关注。家属质疑因医院保温箱「温度太高」而活活烤死了孩子，并称医院监控录像已遭删除——对此医院的解释是「可能是硬盘已满」。
但质检部门鉴定表明，保温箱各项指标符合标准。患儿真正的死因是葡萄球菌皮肤烫伤样综合征，即属感染死亡。
2014 年湖南湘潭产妇羊水栓塞事件
2014 年 8 月 10 日，27 岁的产妇张某在湘潭县妇幼保健院实施剖宫产手术。术后产妇出现大出血，虽经 9 个多小时的抢救，产妇还是死在了手术台上。悲痛欲绝的家属在情急之下闯入手术室，看到的却是死者赤身裸体躺在手术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而本应该在抢救的医生和护士，却「全体失踪」了。
该事件最早由华声在线曝出，标题为「湖南一产妇死在手术台 主治医生护士全体失踪」，而「离奇」的情节立刻触发了微博、微信等平台上的大讨论，也引来了铺天盖地的后续关注。
一个月后，经权威机构鉴定，产妇的死亡原因为肺羊水栓塞所致的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同时调查组也指出，事件中医方与患者家属信息沟通不够充分有效，引起患者家属不满和质疑。
此事最终成了因纠纷而起的全民科普事件。不少医学专家撰文解释，羊水栓塞的发病率仅为 4/10 万～6/10 万之间，但死亡率高达 60%～80%，发病时出其不意，几乎无法进行预测和预防，救治难度极大。
2016 年徐州「丢肾门」
5 月 5 日，《新安晚报》刊登的报道《我的右肾去哪儿了》称，徐州一男子在某医院做胸腔手术，出院第二天发现右肾「失踪」，而涉事医院和当地卫生部门迟迟未有调查结果。
报道一出，立刻引起各方关注，患者的主治医生、医院承受了巨大压力。但其后的官方调查显示，该男子的右肾并没有「丢失」，只是外伤性移位、变形、萎缩。
记者的过错在于表述不准确，将医学术语右肾「缺如」描述为右肾「失踪」，而又对「缺如」的原因追究不彻底，并且没有平衡患者与医院两方的说法。
2016 年山东潍坊「纱布门」
最近山东潍坊的「纱布门」事件，甚至引起了央视《新闻调查》的关注 [2]，事件的余波才刚刚平息，相信大家都记忆犹新，我们就不细说了。
为什么媒体总要当「搅屎棍」？
在多如牛毛的上述事件中，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几乎都充当了「矛盾放大器」。
把医患冲突推向公众视线，但又因为报道的硬伤给涉事各方造成了不可逆转的影响，最后以道歉收场。
这样的「闹剧」，在中国已是沉疴。
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 于 2010 年 8 月刊发《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一文剖析中国医生的处境，认为中国媒体对医生的扭曲报道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而我们看到，本文盘点的所有事件，都发生在 2010 年之后，也就是说，这样的局面仍在不断重演。
那么媒体为何总是这样无休无止地犯错？是主观恶意，还是屡教不改？
或者，媒体为什么就不能不掺和？
媒体的登场：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医学有其不确定性——这是我们目前能够达到的共识。
不确定性的表现之一，是许多病情处理都需要依赖医生的主观判断，而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医生，面对的也是活生生的患者，哪怕是同样的疾病，病因、表现也可能千差万别，因此并没有百分百标准的诊断流程。
医生们常常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在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尤其如此。
在那些千钧一发、争分夺秒的场合，患者的生与死，全系于医生的一个判断，这就需要他们当机立断，有时甚至要冒一些风险。
「纱布门」里盲缝的那一针，就是这种冒险——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冒险，产妇的子宫可能就要被切除。
问题在于，医生在许多局促的时空内做出的决定，是没有办法对患者及其家属解释清楚的——有时是因为医生太忙，有时是因为医疗知识的高门槛使得患者根本无法理解。
于是在很多情况下，患者都是在没能明白医生决定上下文的时候，被猝然抛来一个结果——一个常常事关生死利害的重大结果，正如湖南湘潭孕妇的亲属们冲进手术室看到的那一幕。
此时的情感冲击，可想而知。这就是现代医学领域的高度信息不对等带来的风险。
通常情况下，医生代表着专业权威，在医患关系中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而病人则属于「信息弱者」。
发生矛盾时，病人要「抗衡」的是作为「权威」和「强者」的医疗机构——这种极大的受压迫感，往往会促使他们呼唤媒体助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丢肾门」到「缝肛门」——我们上面提到的所有案例，几乎都是患者主动向媒体爆料引发的。
媒体的职责：平衡社会情绪
新闻业是随着近代报业诞生的，后来逐渐发展处为公共利益代言的职业属性。
大众媒体往往以「社会公器」自居，以平衡社会情绪、救济弱者为使命——在美国甚至一度被称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
虽然「铁肩担道义」之类的新闻行业价值现在听起来很理想化，但对于新闻人来说，「使命感」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在面临公众求助的时候，职业本能还是会引导他们偏向他们认为较弱的一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能在这些医患冲突的报道中感受到极强的倾向和怀疑。
当然，这种偏向和怀疑很有可能是错的，所以需要新闻伦理和专业性来平衡——而这往往是中国记者的软肋，后面会再次提到。
媒体的压力：抢新闻
当然，从大众新闻时代以来，除了社会责任感之外，媒体还追求很多其它东西，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利润——这就需要竭尽所能吸引公众注意力从而兜售广告。
而吸引公众注意力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抢先报道新闻——至少不能太落后。以前新媒体没这么发达的时候，新闻媒体之间要竞争，同一条新闻比同行慢报或漏报都是要受罚的。
笔者曾在一家地方电视台新闻部工作过三年，也深刻体会过这种压力：突然事件发生后，现场群众往往会同时打电视台和当地晚报、早报、广播台的热线——这时就看谁跑得快了。
如果一条比较轰动的新闻电视台记者慢了半拍，或者遗漏了线索被报纸先报出来，新闻部就会受到责罚。
而进入互联网时代，新闻媒体不但要互相竞争，还要和网媒、自媒体竞争——在速度上这几乎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但还是要咬牙跟上，因为有生存压力。
我国没有私营媒体，但自 80 年代向市场化转轨以来，多数媒体脱离了财政支持，要自负盈亏，生存压力一直存在。相比之下，有财政支持的党媒就比较从容。
这就是为什么在上述各种「门」中，犯错的多是市场化媒体或网络媒体，而最后出来澄清的，总是央视、人民日报这样的官方党媒——因为它们不差钱。
具体到医患冲突的情境中——有时是患者打了热线，各路媒体蜂拥而上，比如「八毛门」；有时是患者首先在网络媒体，比如论坛、微博上发帖，引发关注后倒逼媒体迅速报道，比如「烤婴门」。
在这些情境中，媒体都不得不匆忙行事——总不能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事情、看到了照片，当地媒体还没动静吧？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有时媒体报道医患冲突事件为什么总不做充分的事实核查，有时甚至慌张到连「节操」都不要——他们真的没有太多时间。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发稿压力是普遍性的，并不仅仅集中在医患冲突领域。
去年 3 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去世的假消息传出，全国媒体仅用不到 20 分钟就将其推上头条，有的甚至迅速发布了专题网页，有的甚至慌张地把李光耀打成了李显龙。当此消息核实为假时，又一窝蜂地删帖致歉。
新闻行业的确有职业伦理和专业要求，客观、平衡、中立、采纳多方信源这些要求，是每个新闻学子在学校里就背得滚瓜烂熟的——然而在生存压力下，在扭曲的信息环境中，「宁错不慢」渐渐盖过了其它，成为整个行业的无奈现实。
当然，这种不顾操守的「慌不择路」，可能也是因为犯错的成本太低、处罚太轻——其根源在于媒介所有制，此处不便展开。
媒体的嗜好：戏剧性冲突
富有戏剧冲突的事件是媒体天然追逐的「养料」，原因跟「抢快」一样：媒体需要争夺公众注意力。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本文提到的历次重大医患冲突事件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多数涉及普通人闻所未闻的「疑难杂症」，比如羊水栓塞、先天性巨结肠、葡萄球菌皮肤烫伤样综合征；几乎每一案都包含戏剧化的场景，比如肾脏丢失、烤死婴儿、八毛对十万、产妇裸死手术台、缝住肛门……
换言之，这些事件的「噱头感」太强，媒体不可能不掺和。
相比之下那些耗时经年、影响甚众、真正需要公众关注却缺乏戏剧性冲突的疾病，比如尘肺病、结核病等，却往往乏人问津——这恐怕是在媒体脱离贩卖注意力的营利模式之前都难以解决的悖论。
媒体不是医生的敌人
正如前文所述，新闻报道的疏漏、记者医学和职业素养的匮乏，往往会给医患双方、包括媒体自身带来不可逆的伤害，对此医学界积怨已深，甚至对整个新闻业满腔怒火。
所以我们试着从信息处理和行业现状两方面来解释，为什么媒体老是这样周而复始地将自己推入医患之间的尴尬境地。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媒体都会沦入这种抢发-犯错—致歉的劣质循环，正如医患冲突也绝不仅仅是医患两个群体，或者媒体、医生、患者的三个群体之间的冲突——其背后往往折射了复杂的社会现实和沉积已久的制度弊病。
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在向信息弱势方赋权、后续跟进报道、逐渐还原事实经过、推动事件依法有序处理过程中，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至少目前医患之间的信息鸿沟仍然存在——他们需要信息的调和方、搬运工和翻译者——目前除了媒体之外，我们还没有看到更好的替代者。
所以接下来的努力，可能要做在提高媒体人医学素养、专业精神和职业伦理上。现在很多顶尖大学的新闻学院都和医学院建立了合作培养计划，旨在培养更专业、更对口的卫生记者，也许能够缓解这个难题。
总之，我们不希望再看到敌对、仇视、恶意和「三输」的局面。医生、患者和媒体的关系是可以调和、共赢的——也许需要更多的理解、自律、监管甚至更严厉的处罚，但真的，没有谁天生是谁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