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没有了遗体，医学教育该怎么办？
作为医学生，解剖课永远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由于人体对于尸体本能的厌恶反应和我国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每一个医学生总会在小至泪流满面（小部分是同情和伤心，大部分是熏的！）大致晕厥倒地的不适中渐渐习惯与被尊称为「大体老师」的遗体的相处，同时也一点一点地从中学生变成了医学生。
而当这个转变发生了之后，广大医学生们就会从此开始面临人生中三大「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的话题之一。
之所以说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并不是因为这三个话题会威胁到谁的生命，而是问的人实在太多，医生被烦死了。
你是学医的啊？
你解剖过尸体吗？
是什么感觉啊？
吐过没？
是不是要在停尸房里过夜？
另外两个话题是「我 / 我的某个亲戚得了×××，要怎么治？」和「你们医生都很×××」……
然而，以后医学生们很有可能将不会面临以上的种种不适和「盘问」了。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全面禁止死囚的器官捐献，医学院本已短缺的尸源正在变得更加稀少。
在我校，三年前上局解课的时候，每 30 人左右解剖一具遗体；两年前局解课的时候就变成了每 60 人左右解剖一具遗体；而今年，则完全没有遗体可供他们解剖了。
课程的形式也从动手解剖变成了由学生自学后制作 PPT 讲授。这种方法实属无奈之举，情有可原，但是教学效果也就大打折扣了。
其他学校的解剖课是不是也没尸源了我不清楚，但肯定谈不上充足。
如果尸源短缺困境继续下去，无论是对于医学生的成长还是我国医学的发展都将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故此，设法增加尸源和寻找替代方法便成为了当务之急。
在我国禁止死囚的器官乃至遗体捐献的前提之下，医学院教学遗体的来源就仅仅剩下公民志愿捐献这一项了。但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这一遗体来源并不会得到多少增加。
据 09 年统计显示，我国志愿遗体捐献的人数仅占人口的 0.01% 左右。
在中国，「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依然是民众的主流价值观。在这一价值观的影响下，遗体及器官的捐献行为本身对于捐献人来说就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和社会压力。
如果说捐献器官拯救他人生命对于家属还有一些心理上的安慰的话，那么遗体捐献用于教学并不能取得直接可见的成效，更容易使得家属承担各方面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遗体的捐献相较于本就属罕见的器官捐献将会更加难以实现。
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我在进入大学之前确实有考虑过死后将器官捐献或将遗体捐献给医学院校以供教学使用。
然而，在社交网络上，经常看到医学生们随意给大体老师拍照以供娱乐，甚至有人拿着股骨满世界追逐打闹。我可以接受自己的身体被后辈们拿来练手，却不能接受后辈不给大体老师和医学以最基本的尊重。医学生尚且因此而放弃捐献，我们又如何去让民众志愿捐献呢？
当增加民众志愿捐献遗体变得困难的时候，PPT 大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医学院校有必要去寻找遗体的替代品以供学生学习解剖。比如有的厂商提供了计算机模拟的人体解剖系统，有的厂商提供了与真人结构完全一致的模拟人。这些都可以作为传统解剖学的新型教学方法。
前几天我在李哲老师的微博上看到了一款疑似利用全息投影技术展现解剖结构并能进行解剖教学的高大上系统。遗憾的是，李哲老师到目前并未发布进一步信息。不过这倒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路。
当今技术手段高度发达，VR、AR 等技术已开始广泛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已经能够实现手机取代钱包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以支付宝为代表的企业将手机、银行卡、二维码和互联网创造性的结合在一起一样，将 VR、AR、全息投影、解剖学、外科学乃至超声医学影像医学等等创造性的结合在一起，去改变未来的医学教育模式。
现代医学从西方传统医学走到如今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然而医学教学模式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千百年来我们依然延续着「看-教-做」的传统教学模式去培养医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延长了医生的成长周期。而如果我们能以这次医学院校的尸源匮乏为契机，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将交互式教学引进医学教育，这或将是一场医学教育的革命。
文章的最后，请谨允许我向默默传授我知识的无言良师及捐献者和其家属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