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东关镇（今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在这个江南水乡度过了我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光。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就读于本土本乡的学校，三所学校均在我家方圆数百米之内。对我来说，家和学校是融为一体的，家就是学校，学校就是家。
979 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16 岁的我应届高中毕业后考上温州医学院（今温州医科大学）儿科学系。在温州这座城市，完成了我的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学业，嗣后被分配到杭州的浙江医科大学附属一院（今浙江大学附属一院）做住院医师。
1988 年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儿科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从此在上海学习和工作。期间 1994-1996 年我赴美国纽约的爱因斯坦医学院附属的 Montefiore 医学中心儿童环境医学科从事博士后研究。
在求学之路上，我遇到过不少非常好的老师，如东关镇小学的宣连映老师、东关镇学校（初中）的陈立钧老师以及东关中学的徐南心老师等。由于交往的深度和时间跨度不一，三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
第一位：黄老师
黄老师是我在温州医学院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导师黄达枢教授。他留在我脑海里的记忆是一张「弥勒菩萨」般的笑脸，敦厚而慈祥。在与他密切相处的三年多时间里，我甚至没有见到他生过气、动过怒。他是我国著名的儿童呼吸病学专家，比较出名的是确立了流行性喘憋性肺炎的命名，并提出了相应的诊断标准和治疗原则。
当时的温州医学院刚恢复研究生招生不久，并没有太多的教学资源，我们基本上是和同年资的住院医生一起在临床工作，同时在三年时间内完成论文和综述各一篇，大致相当于后来的临床型研究生。好在母校当时的临床教学是非常扎实和有效的，我们在一整年的本科毕业实习结束之后，就基本具备了在临床上独当一面的能力，因此，那段以实战为主的研究生训练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压力。
黄老师给我专业上的指导颇多，他教我的两个本领即使时过三十年后我仍然印象深刻。第一样是新生儿肺功能的测量技术。当时，对人体进行肺功能的测量已有多种仪器可以实现，但无论采用什么仪器，都需要受试者的配合，即最大限度的深吸气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呼气。
这对成人来说经过一两次训练后即能顺利完成测试，但对刚刚生下了的「不听使唤」的新生儿来说无疑是不可能的。因此，在当时，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新生儿呼吸功能的研究也很少。黄老师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发现，新生儿在啼哭时的动作大致相当于「最大限度的深吸气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呼气」，
因此只要拍打孩子的足底使其啼哭，即可完成一次肺功能的测试，哭得越凶，测得越准。这就是新生儿啼哭肺功能测试技术。我记得，我的一位师兄和我先后以此作为我们的研究课题，论文评议和答辩小组的专家教授无不拍案叫绝。
第二样是如何通过观察孩子在候诊室中的情况，以在正式诊察之前对患儿的病情有初步的了解。黄老师教导我，看病并不是从病人坐在对面的那一刻才开始的，当一个好的儿科医生，要时时观察、处处留意，发现病史和望、触、叩、听之外的有用信息，因为与成人相比，孩子的病情变化更快。但凡黄老师出门诊，慕名而来的家长带着孩子总是早早等在候诊室里。
那时的条件有限，说是候诊室，其实就是诊室外面的走廊。黄老师一上班，换好白大褂后不是直接进诊室，而是带我在门口的走廊里走上一圈。他不时摸摸这个小家伙的脸蛋，拍拍那个的肩膀，顿时拉近了与孩子们的距离，迅速获得了家长的信任。
他边走边和我说，两种孩子要特别注意，一种是极度哭吵的，另一种是特别安静的，这两种孩子可能得的是急病、重病，要让他们「插队」，安排他们优先就诊，以免贻误时机；如果发现有呼吸时鼻翼扇动且脸色苍白的，要马上请护士安排吸氧并直接去急诊室；而对于那些打哈欠、伸懒腰的小家伙，可放心地将他们留到最后，他们不会有大碍。
他五分钟一圈走下来，对要看的病人已经了然于心了。黄老师的教导让我得益匪浅。我觉得，他传授给我的不仅仅是临床经验，更是医学的人文精神。
跟黄老师" 学生意"
黄老师一张满是皱褶的笑脸背后有时也颇有「诡计」。师母告诉我，黄老师是 1958 年为了创建温州医学院儿科专业，从杭州的浙江医学院抽调的学科带头人。师母是浙江杭州人，且当时他们的大女儿蓓蕾尚未满周岁，而黄老师本人是浙江黄岩人，在温州也举目无亲，师母对举家南迁是犹豫的。
可是，在黄老师向她描述了温州的海鲜是如何地唾手可得、鲜美可口之后，他们全家被成功地从条件较好的杭州「诓」到了偏居一隅、交通不便的温州（此处，我想起了云南老知青和我讲的「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的故事）。当然这是师母的玩笑话，其实师母除了犹豫之外，心里还是支持意气风发的丈夫另辟疆场、大显身手一番的。这大概是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奉献精神。
近年来，黄老师由于糖尿病并发症而卧病不起。业已年逾古稀的师母率领全家，不离不弃守候病榻。我每年都去看他一次，最近几年去看他，他显然已经不大认识我了，但我依然会每年都去向他报到，带去我对他的致敬。今年年初，黄老师终因年老体衰、久病不治而与世长逝，终年 96 岁。我专程赴温州与他作别。
第二位 郭先生
郭先生，即郭迪教授，是我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念博士研究生时的导师。在新华医院有一个「潜规则」，全院老小都叫他郭医生，惟有他的学生才称他郭先生，因此，「郭先生」是我等学生们独有的「福利」，当然这在新华医院也是身世背景的象征。
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儿科医学大家，是中国儿童保健学和发育儿科学的奠基人。他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矛盾的人，甚至矛盾得有点极致。
首先，郭先生极度矮小，可能是我见到过的最矮小的成年男性（当然侏儒症患者除外），可他总是受到国内外同行的仰视。
其次，郭先生极度寡言，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你不和他说，他不说；你和他说，他也不一定说；即使说了，也是寥寥、轻轻地，简洁得不能再简洁的几个字，可他的意见总是在学术界一言九鼎，甚至一锤定音。
第三，郭先生极度简朴，也十分「抠门」。医院财务处的工作人员曾经向我抱怨，他为了少算的几毛钱工资而亲自去财务处反复核对；他用于书写的铅笔用到只有两寸长时，总会套上一个塑料笔套，直至用到套上笔套也捏不住为止。可我清晰地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国几个内陆省份爆发洪灾，全院组织募捐，他一人就捐了 10 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全院为之哗然。
第四，郭先生上课和演讲极度平淡，声音细小，语调平平，缺乏激情，仿佛是一位有气无力的老人在念一篇没有标点符号的文章。
有一个极端的例子至今仍然被我们几位学生当作笑谈而经常提起：有一次郭先生找我们两三位学生讨论研究课题，他讲了半句话后突然起身，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他去洗手间了，但等了一刻钟也没见他回来，后来听从楼下上来的同事说他已经上车回家了。从此，我们会在背后揶揄，他是一个可以随时下课的教授，不管讲到逗号还是冒号。
可是，他写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实在是精彩之极。他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儿科分册》至今仍然是儿科的权威参考书；他主编的《基础儿科学》成为此后各种版本儿童保健学教科书的蓝本；我们冥思苦想、反复修改的论文，经他加或减几个字或单词，就变得文理通达、气息顺畅。郭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到极致的人。
郭先生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对我教育至深。两个例子我一直记得。第一个例子是另一位老教授告诉我的。郭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后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留学，回国后加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的宏仁医院，同时私人开业。
解放后响应政府号召加入由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和同德医学院合并而成的上海第二医学院，后又被公派到前苏联圣彼得堡的巴甫洛夫实验室进修。五十年代教授评级，按资格他是有希望评为一级教授的，但他觉得二级教授已经很不错了，不能再向组织上提更高的要求。
第二个例子是我亲身经历的。1999 年，以我的毕业论文以及毕业后的临床和研究工作为主体的成果参评国家科技进步奖，导师一般应该是排名前列的第一完成人，因为在当时即使贵为博导，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的也是凤毛麟角中的凤毛麟角，但郭先生坚持要让我作为第一完成人。
他对我说：「工作都是你做的，我就是出出主意。再说，我已经近 90 岁了，要这些名头有啥用，你们年轻人学术的路还长，你们有用。」次年，我们的成果顺利入选，在我 36 岁那年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者。由此，我收获了「第一桶金」，完成了学术生涯的「原始积累」。这一经历，让我更清楚地懂得，我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绩，不是因为我有多能干，而是因为郭先生有多高尚。
郭先生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他对己对人都严格要求，从不越雷池半步。2000 年前后，我担任新华医院院长，那时他虽已九十高龄，但仍每周两次来医院上班。有一些同事总想通过他和我打招呼，希望在住房分配、职称晋升、职务提拔、子女就业等方面得到关照。他的回答总是这样的：「我是有一个学生叫沈晓明，但当院长的沈晓明我不认识，帮不上你的忙。」想开后门者只好悻悻而归。
郭先生高尚、与世无争的性格，可能还有他的小个子，使他延年益寿，他在大前年以 102 岁期颐之年仙逝。
第三位 John
John 即是 John Rosen，国际知名的儿童铅中毒方面的权威，美国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的儿科学教授，Montefiore 医学中心儿童环境医学科的主任，他是我做博士后研究的「老板」。
John 和郭先生是多年的学术朋友，我读博士研究生时就是根据他的建议，从事儿童铅中毒研究的。此后他每年都来上海听我的研究进展报告，并送来一些国内买不到的实验器材，同时给我许多好的建议。
我博士毕业之际，他邀请我去他那儿做博士后研究，重点是学习儿童铅中毒的诊断和治疗工作，目标是使我能在回国后建立中国第一个儿童铅中毒诊断和治疗中心。
同时认识郭先生和 John 的人都说他们两个性格很相像，言语不多但内心细腻，外表冰冷但内心火热。我在美国期间他对我学术上的指导和生活上的关照让其他美国同事十分嫉妒。在工作上，他是我有求必应的「老板」；在生活中，他是我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内心里，我们颇有父子般的默契。
记得在我行将离开纽约回国之际，他在实验室里为我办了一个告别派对，平时话语不多的他惜别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晓明要回中国了，晓明不属于我们，属于他自己的祖国，希望大家都要支持晓明把中国的儿童铅中毒问题解决好。」在我回国之后，John 每年都自费来我的研究中心帮忙工作，并先后资助和接受我的 5 名研究生到他那儿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这些学生成为了 John 和我共同的学生。令我高兴的是，所有学生全部如期回国，成为我研究工作的得力帮手。如今，他们均在各自研究领域有所建树，都已是教授和博导。
第一次在国外重要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我的研究工作，John 和我一样高兴，拉着我在我的论文壁报前合影
John 对我的支持源自于他家庭对中国的独特情感，这种情感有西方人诚实守信的元素，也有西方人少有的慷慨仗义的元素，我感同身受。在我临离开美国之前，我决定把我的这种感受写下来，后来我的文字连载于 1996 年 5 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大约在七八年之前，John 患肠癌，历经多次手术和化疗，仍保持相当乐观的心态，在治疗间隙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四年前我借出差的机会去他家里探望，他心情大好，丝毫看不出丁点病态，并表示要亲自前来上海领取市政府颁发给他的白玉兰纪念奖。可惜时过不久，他因肿瘤再次扩散，终告不治，时年 74 岁。
三位老师于近年先后谢世。每送走一位，我对他们的思念更加深一分。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我写下这些文字，寄托我对他们的思念。
（作者简介：沈晓明，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浦东新区区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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