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极贫与战火中的天使

2016-07-13 11:31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肖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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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已有半年的安娜,最近来到上海几所高校,分享了她 5 年间在中亚和非洲担任无国界医生的经历。那些曾深入到她骨髓的故事,再度在她的记忆中浮现。

今年 35 岁的安娜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医生、无国界医生驻华代表。皮肤白皙的她看起来有些柔弱,但就是这名「弱女子」,自从 2011 年起加入无国界医生以来,在塞拉利昂、索马里兰(索马里)、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的医疗项目,担任妇产科医生并参与急重症的抢救,成为中国内地为数不多的几名无国界医生之一。

他们行走在天灾、战乱、瘟疫、饥荒之中。他们的病人,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立场,但都身陷困境。他们不向病人收取分毫。他们就是无国界医生。

塞拉利昂,一个位于西非大西洋沿岸的国家,这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也是疟疾感染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同样也是世界上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地区之一。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数据显示,塞拉利昂妇女分娩时的死亡率大约是 1/8,将近 1/5 的儿童在五岁前夭折。

在很多人眼里,塞拉利昂 = 贫穷、饥饿。安娜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和这样一个贫困的地方发生联系。

手术室悲伤的 30 岁生日

2011 年,安娜医生首次出任务前,告诉母亲要去非洲参加无国界医生的项目,母亲对非洲一无所知,只知道那里很穷,于是就反对。安娜向母亲介绍了她要去的地方,是塞拉利昂的第二大城市博城,也介绍了无国界医生的工作,但母亲依旧听得一头雾水。

尽管当时通讯不发达,到达后她还是每周可以与母亲联系,当母亲看到安娜在前线抱着接生出来的婴儿的照片时,母亲对她说:「姑娘,以前从没见到你这么开心过。」母亲再也没有反对她。

「既然选择了做这个,就不能怕死。」这一年,安娜刚好 30 岁。她的 30 岁的生日是在塞拉利昂过的,并且是在抢救病人的过程中度过的。

那一天中午 12 时许,她遇到了一个产前出血的病人。她和两名医生尽了一切努力,开放静脉、输血、输液,但大出血依然没有改善,情况越来越糟。耳边只听得到病人的呻吟声,监测机器的滴滴声。病人家属坐在病房外面,焦急地来回踱步。

最终,世界没有了声音,没有呼吸,没有心跳,没有呻吟,只有血在持续不断地流淌。这名女子的丈夫突然嚎啕大哭。失去年轻的妻子对于一个男人而言,是莫大的打击——因为在这个国家,失去母亲的孩子极有可能活不到成年。

安娜也感到自己的心在滴血,同为母亲的她深知这种痛楚,她瘫坐在手术室的地上,泪如雨下,这也是她度过的最悲伤的一个生日。

「这里每五个小孩子里,就有一个活不到一岁;每周,我都要面对一个几乎跟我一样年纪,甚至比我还要年轻的母亲死亡。最年轻的,只有十七岁。」但无数次的悲伤与无助之后,安娜仍然要收拾心情继续工作。「我们如果不伸出援手,会有更多的孩子夭折。」

面对当地极其低下的医疗水平,她也有些无奈。在国内可以有别的方案,用更高级的缩宫药物或其他方案。但在当地,为了保住生命,只能切除子宫。有时,遇到孕妇大出血,需要输血,却找不到输血的人。

隔壁警察局的警察在医院院子里排成一支长队,挨个献血。医院没有监护室,没有呼吸机,没有麻醉药物。有时,为产妇缝合伤口时,没有麻醉药物,产妇只能忍着,听着她们惨烈的叫声,安娜头皮发麻。

子宫「保卫战」

「每次需要做子宫切除手术的时候,我都要提前问问麻醉科护士,这个女的有几个孩子啊?要是只有一个或者两个,便会尽一切努力保留住子宫。」安娜说。

为什么呢?因为在塞拉利昂的文化里,女性的地位比较低,做女性最为重要的一点是能生小孩,而且越多越好。如果一名女性失去了子宫,或者不能生育,她们会被整个社群所抛弃或歧视。

因此,在得知子宫被切除后,很多年轻的女性甚至宁愿选择死亡。医院里接诊的准妈妈一般都已怀孕生产四五次了,最后只有两三个孩子存活。如果非常幸运地看到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妈妈,一般来说她已经至少怀孕九至十次了。

也就是说,夭折率几乎等于一半,而女性一生能够怀孕生产的次数最多为十至十五次不等,如果不趁年轻的时候赶紧生育,等到快要停经时已经太晚了。所以在塞拉利昂,总能看到十六七岁的女性初次怀孕,三十岁左右的基本上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而到了四十多岁,就能当上奶奶或外婆。

「如果年轻女孩,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她们就会忧心忡忡,因为没有孩子的话,她们的丈夫可能会开始寻找更加年轻的能生育的妻子。」而在当地人看来,不能生育是女方的错误,妻子们要么接受丈夫另娶,要么以离婚告终。

有一天,医院来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年轻女孩,因为营养严重不良,就算孕妇,也只能吃米糊和土豆。女孩问她,孩子能不能保住,自己死没关系,但孩子要保住。「但在当地残酷的条件下,如果母亲不在了,孩子是很难活到成年的。」

所有上班的护士都冲过来了,一个开放静脉,一个进行腹部术前准备,一个插尿管,一个推车,只用了几分钟,已经把病人直接推到手术室里麻醉和消毒,消毒前快速听了下胎心,居然回升至正常水平了。

经过紧急手术,胎儿顺利娩出,是个男宝宝,不过他看上去很虚弱,而且没有啼哭。听他的心跳,发现极慢。安娜清理呼吸道,并进行心肺复苏。30 秒之后,胎儿的心跳恢复正常了。继续复苏,宝宝皮肤的颜色从苍白变成粉红,咳嗽了两声,开始小声抽泣了。她继续刺激宝宝的小脚丫,五分钟之后,这个小家伙终于哇哇大哭。

也许是同为人母,每当看到新生命诞生,濒临死亡的病人脱离险境,安娜都觉得自己的牺牲是值得的。

在塞拉利昂的几个月,每次做手术,护士们都会恳请她,如果有一线希望能够保住子宫,就要尝试保留。有时她们明明知道以后病人再也不能怀孕了,但是妈妈们只要知道自己还有子宫,就觉得还有希望。安娜感觉手中的手术刀重若千斤。

穿着十斤防护服做手术

去年暴发的埃博拉,让塞拉利昂成为全世界「谈之色变」的地方。安娜工作的博城天气炎热,夏天最高温度达到 40 摄氏度以上,却没有空调和风扇。每天早上醒来,床上都有一片人形汗迹,晚上睡觉,只能放一块毛巾在床边,出了汗,就拿起来往身上擦擦。

刚到这里才一个星期,安娜身上就起了红点,后来才发现,睡的床垫早就成了臭虫窝,睡之前消杀了一遍,但还是没效果,甚至能看到臭虫在床垫上爬来爬去。换了新床垫,中央凹陷下去一块,睡觉时要注意睡姿才能让自己睡舒坦,否则第二天早上起来腰酸背痛。

而当地的医疗条件之差,超乎想象。没有无菌病房,在做一些手术时,为了避免感染,医生要穿得里三层、外三层,几件防护服穿上,足足有十多斤重,而且还是在近 40 摄氏度的高温下穿着,光穿上这套衣服就要两个小时,一穿就是六七个小时,每次换衣服时,衣服上都能拧出一斤汗来。一台手术下来,医生就直接倒在手术室的地板上睡着了。

虽然工作很辛苦,但同事们聚在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很欢乐,如果是黄昏时分,累了一天的安娜总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因为一天工作超过 15 个小时,实在太累了。「我已经习惯了值班的生活,突然不值了,居然不习惯,会失眠。」

在隆隆炮声中做手术

工作辛苦还是小事,无国界医生执行任务的地方,很多都是战火纷飞,医务人员的安全没有任何保障。

在阿富汗,很多援助都受到政治因素左右,使无国界医生的救援很难开展。阿富汗的许多医院、诊所和医疗人员,都曾成为武装反对组织如塔利班等的袭击目标。因此病人不敢求诊,很多重伤病人因此错过救治机会,惨死家中。

在阿富汗,对喜欢跑步的安娜来说生活有些单调——在冲突的阴影下,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项目对救援人员的行为有严格的规定,必须要穿当地服装,遵守当地的风俗,不能饮酒,不能吃猪肉,坐车或开会时男女不能混坐,外出时必须乘坐有显著 MSF 标志的无国界医生的车辆,因此去田野里沿着田埂跑步就成了奢望。

有一段时间,为了安全起见,所有的救援人员有一个月的时间都被「困」在医院内。

去年的一天,安娜正在为一名即将临产的妇女做手术,外面却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机枪交火的声音也震耳欲聋,接下来是汽油弹燃烧的刺鼻气味,空气中传来一阵硝烟的味道。即便之前也见识过这种场面,安娜多少还是有些忧虑。她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医院里还有几十名产妇。

而即将生产的产妇见到这种场景,也被吓呆了,呼吸开始有些急促。安娜只能让自己平静下来,数着「1、2、3」让产妇深呼吸,而就在手术过程中,一颗炮弹落在医院门前的泥路上,把地面炸出一个大坑,尘土飞扬后,腾起的砖块瓦砾也飞进医院。

安娜前后四次都在喀布尔郊区的艾哈迈沙巴巴医院工作,这是在喀布尔郊区的一家大型公立医院,之前只有 3 名医生。无国界医生与当地的卫生部门合作,一边工作一边培训当地员工,目前该医院有了几十名医务人员。

在这里,妇女们即使在候诊室也要戴着面纱。为了说服当地妇产科医生换上手术服,安娜和同伴们伤透了脑筋。阿富汗女医护人员进手术室后,仍然不肯脱掉全身披挂的长袍,她们觉得即使在同性面前摘掉头巾都是羞耻的,「拽着头巾不让摘」。安娜只能一遍遍申明「无菌」概念,但效果不大。

在阿富汗,公立医院原则上都是免费的,但是当地病人依然会给医生红包以寻求治疗,无国界医生的医院里到处都是标志,告诉病人这里不收费。在战争的阴影下,加上婴儿的夭折率高,人们倾向于多生孩子。

编辑: 张伽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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