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那部风靡一时的同名日剧，“白色巨塔”成了人们对医院的别称。 “白色”，象征着医道的无瑕，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其著名的誓言中强调了这一点；而“巨塔”一说，既有“医院应该保持象牙塔的纯洁性”，同时也包含了是与非、善与恶、理想与现实、权威与质疑、挑战与压力等诸多发人深省的矛盾与冲突。
钱钟书先生将婚姻比作一座“围城”，城外的人使劲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拼命想逃出来，于是剩男剩女和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成为“围城”的两面。
近年来，医院这座“巨塔”所引发的“围城”效应更甚于婚姻：塔里的人以越来越高的决心走了出来；而塔外的人却以越来越低的信心走进去。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不止一位医生这样说：我们自己也担心，到我们老的时候，谁给我们看病？
收入低、压力大、风险高、医患纠纷升级……除了这些众所周知的因素，塔里还有一些怎样的故事？
休息时间少
“工作9年，没休过一个完整的黄金周”
1月30日下午两点。上海某区中心医院内分泌科。
即使室内灯光全都打开，医院给人的感觉也是略带灰暗的。在找到住院医生赵可（化名）之前，记者先顺着内分泌科的病房走了一个来回。并不长的走廊上，贴墙放着几张加床，陪床的家属靠墙站着发呆；护士站的面积非常狭小，几位年轻护士就站在前台的桌子边写着什么；医生办公室则被分割成小小的格子间，当中的方桌前围着几个实习医生。迷恋港剧《妙手仁心》的观众到了这里肯定会非常失望：没有宽敞明亮的医生办公区，没有可以供人放松的茶水间，更难上演层出不穷的爱情故事，因为每天的日常工作，足以让医生们马不停蹄。
“我现在管8-10个病房，每天早上，要先把病房的事情梳理一遍，然后查房。中午基本没有休息时间，否则下午就没办法正常下班。名义上是下午5点下班，但要把当天的事情做完，时间是非常赶的。有时抢救病人，忙到9点、10点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又没有加班费。 ”
2004年，赵可毕业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进入医院工作九年以来，从没有休过一个完整的黄金周。因为五天一个夜班的工作性质，像赵可这样的住院医生，睡眠质量大受影响。值班当夜虽然可以睡觉，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被病人家属叫起来处理突发情况。
问赵可，每年的公休可以保证吗？赵可摇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现在每年有几天公休。不要说公休，就说我们调班积攒下来的假期，我每年都没法用完。 ”
当年之所以选择内科，除了看到糖尿病患者的迅速增加外，赵可也有身体方面的考量。 “要做纯外科，比如一整个晚上开刀，不是所有女性都能够忍受的。 ”
孟峰（化名），45岁，某三甲医院骨科主任，也印证了赵可的说法：“在我们骨科，全是男的，其他医院同科室的女医生也很少，女性吃不消这么高强度的工作。 ”孟峰所谓的高强度，除了时间长，还包括体力上的高消耗。 “我最多的一次一天做六台手术，短的个把小时，长的五六个小时。从早上八点半进手术室，中午基本不休息，到半夜还在开刀都是常事。别的不说，让你每天站五六个钟头，一般人也顶不住。 ”
急诊科是医院公认最繁忙的科室。在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急诊科，一个普通的工作日上午，副主任医师梅冰在两个多小时的查房时间中，根本顾不上喝水。抢救室总共15张床，“多的时候抢救室里会加到18张，有时多得连走廊都摆满了床位，走都走不过去。 ”“忙得没时间吃饭”，已经是急诊室医生的常态。急诊科医生只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在采访当日，记者目睹值班医生在半小 时内被召回过两次，一边擦嘴一边往急救室赶。
梅冰说，急诊科医生就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我几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这里候着，除非需要去外面开会。”由于门诊在节假日休息，因此，节假日里的病人都会转到急诊，急诊医生想要一个完整的节假日，完全是一种奢望。
精神压力大
每天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对全国11个省市的6000余位各层级的医师进行的执业状况调查问卷显示，近八成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近五成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甚至不少医生对自己的执业环境感到恐惧和不安。
因为要直面生命，“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很多医生的切身感受。曾在本市一家三甲医院麻醉科工作一年后跳槽的江亮（化名），说起自己当年的经历，至今心有余悸。 “一般人会觉得麻醉师总没有外科医生那么高风险、高压力，其实并非如此。麻醉师的职能不是说把病人给麻醉掉，交给医生就没事了，他必须监控整个手术过程。麻醉弄不好，病人就可能在手术台上醒不过来。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当时这个病人有轻微心脏病，但在医生询问时，却没有告知他正在服用治疗心脏病的药物，而该药物和麻醉药物有拮抗作用。结果在手术过程中，病人血压出现急剧下降。麻醉师马上喊停了手术，幸好我们有监控仪。 ”
虽然自己真正在医疗岗位上只工作了一年，但江亮说自己深切体会到，跟IT行业一样，医疗行业的知识更新非常快，新的技术不断出来，新的医疗方案不断提出。 “必须不断学习，否则会感到自己很容易被淘汰，这个压力非常大。 ”
在“与死神争夺时间”的急诊科抢救室，医生们的精神承受能力每天都在接受考验。长海医院抢救室收治的病人每年高达四千多人，急诊量在上海医院当中排前五位。抢救室主治医师章德文告诉记者：“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晚班抢救了7个病人。我们科最忙的一天，我记得是来了15个病人。 ”在繁重的抢救间隙，来自病人家属的压力也不容小觑。记者在与梅冰副主任一同查房时，不少病人家属会表达各种不解和疑问。 “昨天不是好一点了吗，为什么今天又不好了？ ”“这个药已经吊了一晚上了，为什么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样治下去还要花多少钱？ ”“如果不动手术，会不会自己好？ ”对于家属的提问，梅冰尽量繁而化简地从专业医学角度来回答，“不要怕他们，但也不要态度不好，这样才能让他们相信你。病人和家属要相信医生，医生才能放心去治疗，减少心理压力。 ”
赵可说，医生的工作性质比其他工作要压抑很多。 “虽然我们不像某些公司员工那样有工作指标上的压力，但这种心理上的压力时刻存在。尤其是碰到难以解决的医患纠纷，会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没有出路，或者会产生间歇性的职业厌倦。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很出色的医生，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毅然辞职，头也不回。 ”
赵可直言，医生是一个不允许“多愁善感”的行业。 “刚毕业的前两三年，看到病人不治身亡，或没钱看病只能回家，我也会跟着难过，这种情绪甚至影响到了我的日常生活。到了后来，我告诉自己必须保持冷静，首先，我如果带入太多情绪，就没法正常行使医疗行为；其次，如果投入太多感情，我自己也无法忍受。 ”
医患冲突一再升级
被病人打得鼻骨骨折，换来半个月休假
在医生们要面临的压力当中，医患纠纷无疑是最大的一项。赵可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就是：“幸亏跟你约了这个点儿，我们刚才还在跟病人家属吵架呢。 ”“吵架”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位外地来的病人，医生诊断是糖尿病合并心脏衰竭。病人家属一开始没认识到病情的严重程度，不肯上抗心衰的药物，结果病人病情一直没有缓解。医生经过耐心解释，家属同意用药，病情也得到缓解了，家属又觉得药物太贵就来跟医生吵。 “我们只能尽量沟通，还得从治病救人的角度出发，不能说他家里人吵，干脆就不给他治疗。 ”
近年来，医患冲突的一再升级，已经成了社会新闻的重要内容。 2011年9月15日下午，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她曾经的患者持刀砍成重伤，引发业界震动。 2012年3月，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令人震惊的“杀医案”，28岁的实习医生王浩伤势严重不幸死亡，另三名医务人员重伤。 2012年5月，上海龙华医院一位医师被一名病人殴打，该病人被证实有精神病史。
2011年的一份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和医生。
孟峰之所以进入记者的采访名单，就是因为他的一段“被打”经历。2010年冬的一个晚上，孟峰在本院急诊室轮值，120送来两位醉酒斗殴的病人。“当时我正在处理其他病号，这两位病人并不归我管。当我经过其中一位病人的床位时，这位病人忽然跳起来，他其实想打另一个医生，但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走过来，冲着我的鼻梁骨就是一拳。 ”
这一拳打得孟峰鼻梁骨骨折，但病人随后逃逸，此事不了了之。孟峰从医院那里获得的待遇，就是被认定为“工伤”，并获得半个多月的带薪休假。 “我这还算好的，因为这病人不是我管的，我是完全无责的。我的其他同事，遇到这样的事情，要证明自己‘完全无责’，基本是不可能的，只能自认倒霉。
赵可告诉记者：“我们医院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位医生被病人殴打，医院领导来了，说这个病人你不用看了，你去看其他病人吧。这种做法看似没问题，对吧？但其实它是非常不人性的，在这种时刻，这位医生想要的不是说不看这个病人了，他是没有情绪看其他病人的，他只是想暂时离开医院，冷静一下。这位同事后来辞职了，这个事情在我们医院产生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下来的结果是不论谁碰到这种事情，辞职的可能性都很大。他不是对病人，而是对整个工作环境感到极端失望。 ”
孟峰的结论是：一个医生的抗压能力有多强，决定了他的从医之路能走多长。
缺乏安抚机制
不仅对病人，也对医院感到失望
在接受采访时，孟峰和赵可不约而同地提到：目前人们说到医患冲突，总是把医生与病人直接对立起来，认定病人是“弱势”，医生是“强势”。而事实上，从医生这个角度而言，他们非但很难获得病人及家属的理解，也很难获得医院的理解和支持。在一场医患冲突中，夹在病人和医院之间，医生也处于“弱势”。赵可那位同事被打后辞职，不仅仅是因为“被打”本身，还因为医院采取的不支持态度。
孟峰遇到的另一起医疗纠纷也很有代表性。一位病人体内安装了钢板，结果钢板断了，病人跑到医院问责。“病人当然没错，但这也不是医生的错。因为钢板是医院统一进货的，是有品质保证的，但钢板确实存在断裂的几率。这病人还算好，也不要求赔偿，就要求重换一块。我只能找到厂方，说你得给人家重换一块，厂方也同意了。钢板是没再花钱，但这病人的手术、住院费用，医院不肯全付，到最后只能我自己出了一部分。 ”
孟峰强调说，在医患冲突面前，一位医生要证明自己“完全无责”，是非常困难的。 “你写的病历，甚至你的字体都能被找出问题；病人家属说你跟他们的谈话内容，在谈话时家属什么都说好，一旦有事又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作为医生，你怎么保护自己？医院的基本态度是对医生‘有罪推定’：你凭自己的能力去解决，道歉也好，赔钱也好，别给医院添麻烦。 ”
赵可告诉记者：“一般来说，发生医患冲突，往往是在病人发生死亡或严重后遗症后，其中只有极少数医生确实有过错，而大部分的治疗过程本身没有问题。但有的病人家属就使劲纠缠，医生是铜墙铁壁也扛不住。医院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授意医生：你自己赶紧搞定这个事情。这时，个体医生就显得特别孤立无援，那他接下去对其他病人的诊疗、对医院的认同感，很难完全不受影响。我在跟病人沟通的时候也会想，这家人家会不会跟我搞，会不会事后反咬我一口，因为以前发生过很多这样的案例。现在病人和家属总抱怨要签很多字，知情书啊、同意书啊，觉得医生怎么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但这就是医生一种自我保护的办法，哪怕发生一点纠纷，我不至于一点有利于自己的证据都没有。当然换做我是病人或病人家属，我也会觉得这样的告知让我很不舒服。这跟一个理想的诊疗模式，肯定有差距。 ”
目前，国内有不少行业都注意到员工的心理建设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先后设立了帮助员工舒缓精神压力的心理咨询机构或福利措施。但作为最高危的行业之一，医院却缺乏对一线医疗人员的安抚机制。孟峰的几位同事去考了心理咨询师资格，“但这只是个人的爱好，或者想以后多条出路，并不是医院内部的福利政策。 ”
赵可所在的医院，偶尔会有教导医务人员如何做好心理调适的课程。“但那都是大课，不是一对一的交流，再说我们平时太忙，根本就没时间去听。医院也会专门为一起医疗冲突开会，但那不是一个帮你疏导情绪的‘安抚会’，更像一个警示众人的 ‘批斗会’，让你不断回忆当天发生的细节。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要把几天前、一个月前、甚至半年前的病例细节给回忆起来，这怎么可能？就算是当天发生的，你在门诊看了几十个病人，让你把其中一个挑出来回忆，都是很难的。面对这种病人骂你、医院批评你的医疗冲突，我常说，医生没有被弄出精神病，都算心理建设强大的。 ”如果遇到工作上的烦心事，同事之间的沟通是主要的纾解渠道，“隔行如隔山，即使是跟家人也未必能说明白，只有同事、同行才能百分百理解你。 ”
上升渠道窄
“工资一年的涨幅也不过三十块钱”
与高风险、高强度的工作内容相比，医生认为自己的收入偏低早已不是新闻。 2012年，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红漫教授公布了一份针对北京市医学院校本科生的调查，发现超过八成的医学生期望年薪在“9万元以上”，但现实情况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值。
与其他行业，如金融、IT等从业人员，在有几年工作经验后，可获得比较合理的待遇相比，医疗行业却不同。首先，医学生本科要读五年，而要进入三甲医院，一般都得研究生毕业——需要读七年书，再加上国家规定的两年实习期。假如一个医学生18岁进大学，那么要到27岁才可能获得稳定收入，比同龄人晚了至少五年；其次，按当前医院的工资制度，医生的收入主要有基本工资、科室奖金，此外就是和医生的职称挂钩，而职称晋级却很难、很严。
急诊科抢救室是对医生综合实力要求最高的科室。梅冰告诉记者：“在急诊这里，一般工作三四年的医生，工资也就两千元出头，扣完税，只有一千四左右，加上平均三千元左右的奖金，一个月收入也就四千多，这和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差不多。 ”如果职称没有提升，一位普通医生的工资，一年下来涨幅也不过三十元。也就是说，现在如果净收入四千元，十年后，也只不过拿四千五百元左右。在长海医院，用人制度分为编制和聘用制。这几年，长海医院越来越重视聘用制医生的待遇，不少资源也开始向聘用制医生倾斜。
工作已9年的赵可，目前的级别是住院医生，她的收入主要包括“工资”和“奖金”两项，年收入约在10-12万元。“我只能说我这个级别，工资是基本固定的，奖金要看科室的经济效益。但科室与科室之间相差不大，也就几百块钱的差距。 ”
当问及认为自己职业生涯能达到的最高峰是怎样时，赵可坦言，能做到副主任医师这个级别就很满足了。 “主任医师对科研的要求非常高，我工作了这么多年，认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科研，并不是扑进去就能有科研成果。 ”但赵可也承认，她所在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目前年收入也就在15万元左右，只不过在时间安排上有较大的自由。
如今做到主任医师级的孟峰，对自己的收入情况“非常不满意”。 “除了医院领导，一线的医务人员到我这儿就到最顶了，也不过拿这点钱。相比其他行业，医生的投入产出完全不成正比。医生当中拿病人红包、医药回扣的情况，不敢说完全没有，但越来越少，查到一个就处分一个。 ”
走出白色巨塔
“离开这行的人，据我所见没有后悔的”
2011年，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预防儿童科主任冯希平教授进行了一项沪上医学生职业认同的调查，发现接近1/4的医学生认同感偏低，认为学医辛苦，从医更辛苦，自己会走一步算一步。其中，有医院实习经历的四、五年级生的职业认同感最低。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以及对进入医院的期待度，都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与此同时，在医院工作几年后又选择离开医院的人数，却呈逐年上升趋势，“弃医从商”已不再是个别行为。
1989年，孟峰大学毕业时，同班同学无一例外都进入医院工作，“在我们看来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现在，有20%的同学离开医院，“其中以做医疗器械、药物的居多”。
1991年，江亮大学毕业时，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毕业后直接出国，剩下三分之二中的绝大多数进了医院，“然后慢慢往外流，做企业、宾馆销售、医疗器材的都有”。
赵可的大学同学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毕业后直接转去做其他行业。“现在毕业九年了，同学之间的层次已经拉得很开，比较直观的是收入方面，离开医生这行的同学都买房买车了，我这属于挺一般的，不可能完全没有抱怨。当然，除非一毕业就转行，在医院工作几年后，很难再迈出这一步，也有，但很少。 ”
在国内最大的医生网络交流平台之一的丁香园论坛上，一个“医生转行，大体上说做什么职业最合适？”的帖子一直热度不减。有回帖推荐“保险公司医疗保险评估师”。天涯上还有一位医生转行做了证券公司投资顾问，“改行金融需要学点金融，特别是会计方面的知识，这些内容和医学方面的考试相比基本无压力，稍微花点功夫就可以了。 ”
孟峰和江亮都提及，当年毕业后直接从事其他行业或在医院工作几年后再转行的人，“据我所知，都没有后悔的。 ”江亮参加大学同学聚会，还被依然从医的同学们羡慕，“有位同学已经做到副主任医师了，还问我有没有转行的机会，觉得在医院做没什么动力，收入也不高。 ”孟峰认为中途转行确实是一项很大的挑战，“但我每天都觉得很吃力。我的原则是只要能退休，我一天也不愿意在医院多呆。 ”
现代社会，人才流动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医生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却决定了它的易出难进。医生能转行做其他行业，其他行业的人却很难转做医生。赵可指出，中间跳槽的同事，往往是那种比较出色的，“我们都相信他们到其他行业肯定也能做得很好，但他们不做医生，真是医院和病人的损失，说得严重一些，也是国家的损失。现在要培养一个好医生，多难啊。 ”
未来预期低
“我们可能面临一个‘断档’”
在高考填报志愿时，赵可的初衷并不是医科，但父母希望她能做这一行，“那时医生的社会地位还比较高，跟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还没有显现出来。我很多大学同学跟我情况差不多，都是应父母的要求填报医科的。但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很多问题都浮现出来了，所以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同学毕业之后就去了其他行业。 ”
国内有调查表明，目前的中学生对医学院的兴趣远低于以前，医学院也不再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中学生。赵可说：“父母让我们读医，我们就去读了。现在的孩子比我们有个性得多，主意更大，再加上医生这个行业的负面舆论，他们读医的愿望自然会减小。 ”
即使是赵可这代人，对医生的认识也已经在发生变化。记者问赵可：“医生的职业，在婚恋市场上是加分还是减分？ ”赵可回答：“我们父母那辈，觉得配偶或者子女当医生好啊，对家里人有帮助。我自己是相过亲的，我发现我们这辈人，已经不再把医生当做理想的配偶职业了，比如认为医生工作时间长、没法顾家、太过冷静、缺乏生活情趣，等等。相比之下，医生比教师、公务员的行情差得多了。 ”
孟峰指出，现在每年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数量远远超过“好医院”能吸纳的程度。 “很多人会觉得，如果我五年本科或七年读研出来，不能进一家大医院，那我干嘛学医。或即使学了医，因为没法进大医院而转行的人数也在增加。医学院的无序扩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学生的被迫转行。 ”
梅冰告诉记者：“我们医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几年慢慢地将资源向年轻人倾斜，鼓励他们走出来、做项目。 ”但就现状来看，医学生毕业转行的比例越来越高。赵可说，按照现在的模式发展下去，不用多久的未来，很可能就会出现“中学生不愿报考医学院、医学生毕业后不愿进医院、更多医生想离开医院另谋出路”的怪圈。
记者观察
孙立梅
在几乎所有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医生都是一个略带“浪漫”色彩的职业——
在六六编剧的电视剧《心术》当中，精灵可爱的美小护和高大英俊的医生谈了一把办公室恋爱，并且终成正果。
在著名的港剧 《妙手仁心》当中，不同科室的医生下班之后，还在同一个酒吧见面，喝喝酒，散散心，顺便地，谈谈情。
但是，当记者走进上海几家医院的急诊科、外科病房，以及医生休息室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艺术真的高于生活，而且，高了还不止一点两点。
每位受访医生的日常工作都大致相同：上班时间基本小步跑，哪有空去茶水间谈情说爱？ “医生和病患双眼含泪握手言和”的大团圆结局从没遇到过，被病患打过的医生倒是不少。医生也不再是所谓“丈母娘眼中最佳的未来女婿职业”，嫌弃医生工作忙、收入低的姑娘多得是……
“急诊室女超人于莺”的微博现在还是很红，但我们很难寄希望于每位医生都成为“超人”。就像一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提醒的那样，媒体的某些报道，无形中提高了全社会对医疗人员道德标准的期待，而这原本不应该是他们所承担的。
“白色巨塔”内的人和事，其实，远比外人想象的复杂，而且，不都是美好的。
本文引用地址：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wb/html/2013-03/02/content_98230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