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科病房原来是二等病房。每间病室两张床。有独立卫生间，面积比病室略为小些，摆着一只高脚大浴缸。病室后面有内走廊，封闭式，供工作人员走动。病室前面是外走廊，完全开放，有半截铁花栏杆，花砖地。每间隔一段距离，摆着小园桌和两把椅子。病人可以在走廊上散步或者坐下来稍息。前面是一片大草地，占据整个医院的全部深度，从前门围墙到后门，把医院划分两个区域。传染病房楼和内外妇等各种专科的病房楼群之间，完全隔开。草地中间并行地开出几条林荫小道，通往传染病房大褛。视野开阔，明朗。身在病房，却不像在医院里。阳光下，我坐在走廊椅子上，静悄悄。桌上摆着一盆“兔子花”，麻醉科主任李杏芳教授亲自送给我的。隔着大草地，眺望树荫后面的传染病房大楼，最高一层是烧伤病房。远处看去“西线平静无战-事”，丝毫没有泄露那里面“硝烟弥漫”的丝毫声息。人需要空间、草地、树木和阳光。
在我决定放弃手术之后，内科治疗还要继续一段时间。肺科病房很安静，走廊上少有人走动。内科医师和护士说话细声细气，神情和缓。从选择他们专业之日起，就不像外科弟兄们那么急躁、好斗。但是，放射科医生把碘油注入我的气管，让我窒息的情景，真够刻骨铭心。不过，医生的语气平和，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病人自然没脾气。也许因为职业的习惯，外科医生性格不同。
可以不夸张地说，大面积深度烧伤的切痂植皮，或者紧急截肢手术等方案，要取得成功，的确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有些难题需要我们有勇气去探索。我也要实话实说。决定外科危重病人的手术，事出仓促。家属容易感到手术医生“动员”签字，带着“强制性”，备受压力，又无可奈何。病人九死一生，死马当活马医，上帝离他们太远，只能把生命交给我们了。这也是外科医生不得人心之处。我想，外科医生本身应该患上一或两次重病，换个位置来体验生活。为安全计，最好要有个前提条件，但愿得了重病，有惊无险，能够活下来，让我们继续干这一行。
烧伤病房所收治的都是些奋不顾身地站在炼钢高炉前的生产者。他们烧伤了，我们作为医生，总要想办法，让他们活着。说医生要吓唬家属，推卸责任，那是绝对没有的，从来没想过。一批同时住院的严重烧伤病人，有时会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一间又一间，病室的灯光熄灭了，人去室空，全部物件撤出，封闭消毒，日以继夜的医疗工作嘎然停止。我推车把死者送到太平间去。回来的路上，有几次，我坐在病房大楼的石阶上，一时没有力气站起来。医生精神上也承受不了。只能忍着。医生的苦恼不会轻易流露。病人活了。这是我们莫大欣慰。最大的喜庆，亦无非在屋顶宿舍，吵吵闹闹，疯狂一阵。在烧伤病房工作的几年里，感动我的是各地区、各家工厂运送来院的一批又一批的烧伤病人。无论在灾难性事故的现场，或者经受烧伤后漫长治疗的煎熬，他们都是勇敢的人。榜样的激励有很强的感召力，这方面切身的体验，比读书，比听先进事绩的报告，要强的多，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更为持久。
显然，最初接受二位严重烧伤病人，并且紧跟着收治成批的危重病人，日子过得很艰苦。原则，容易说，也容易懂。要让治疗工作确实能使病人获益，颇费挫折和思量。拦在面前的难题，超过大家已有的知识和现成的经验。也有个别热心人，擅长自圆其说，对病情的变幻，自能明确辨证，应因施治。在严重烧伤演进过程中，有些人逐步告退。
我有几位好老师，我和他们有好缘分。外科主任董方中教授喜欢打网球，起得早。他骑车来医院，车筐里塞满了大口袋的大饼油条，把睡梦中的青年医生大声叫醒。我们美餐一顿之后，听董主任讲一段课。他对大面积烧伤，休克期渗液多，严重水肿的病人，有独特的休克期输液复苏的方案。他反复强调、输入足够量的白蛋白以维持血管内胶体渗透压的重要性。我记住他的教导，因为行之有效。戴自英教授对于耐药细菌感染病人的判断，抗生素治疗方案的抉择等疑难问题上，意见举足轻重。后来才知道他是青霉素发现者弗来明的学生。史济湘主任属于不同见解者。他点子多，往往与大家的意见相左，而且坚持己见，一时难以说服他。他出的好点子也不少。史主任不随大流，不人云亦云。脾气不好，是一位怪人。我受益匪浅。老师们是决策者。他们可以听取学生们这样或那样的建议，最后他们说了算。他们说话要受实践的检验。
我和一伙青年医生和护士在一起，都在20到30岁年龄段，能够熬夜，好奇心大，喜欢琢磨。喜欢出点子。有的点子，不尽合理。有的建议并不一定被采用，大家总能兴趣盎然。我们是医疗服务的主体，不是决策者。大家都很投入，可以说很尽心。我想信那个年代，在那群年轻人当中，谁也不会想到晋升、谁也不会想到获奖，谁也不会想到荣誉。皇天后土可以作证，谁也没想过。
在我数十年的专业生涯中，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烧伤病房初创阶段那种氛围，那股工作精神，是可贵的。今天看来也很难得。我想念那些年轻人，他们曾经和我一起摸、爬、滚、打。他们中间多数人没有得到奖状、奖赏、荣誉、或者光荣称号。但是，他们是基础，是奠基石。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劳苦和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