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白大褂：医学生弃医改行的背后
编者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世界很多地方，医生都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既有丰厚的经济收入，又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医生，作为人们生命与健康的“保护神”，光荣而高尚。
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当下，医生的职业吸引力和社会美誉度出现较大程度弱化。有业内专家估算，国家每年培养数十万名医学生，只有约10万人穿上“白大褂”。除了刚毕业的医学生逃离以外，不少在职医生也在转行，尤其是基层医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
中国医师协会曾就医生对子女学医的态度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医生不希望子女学医的比例不断上升：2002年为53%，2004年为63%，2011年为78%。
医学生弃医改行的背后到底折射出哪些深层次社会原因?如何采取有力的对策措施，留住这些“白衣天使”，激励其乐于担当救死扶伤之使命?半月谈记者最近分赴北京、吉林、江苏、河南等地进行了深度调研。(《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10期)
“我妈妈说了，如果我当医生，就打折我的腿!”近期，一名医生的子女在网上发布这样一则帖子，引起人们热议与反思。一些医生为何不愿让子女学医?医学毕业生缘何不愿从医?半月谈记者调查了解到，主要原因是“三大三低”：投入大、压力大、风险大，收入低、待遇低、安全感低。
学业压力大，工作超负荷
“我总感觉自己可能猝死，太累了!”河南某医学院研究生张晨说。这位外科学生当前最大的梦想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我们研究生都被当成住院医生使用，工作强度太大了。我们是24小时值班制，早上8点上班，次日8点下班。一旦遇到有手术，或者是病人出现紧急情况，什么时候下班就很难说了。交班后走出病房大楼，有种虚脱的感觉，脚下都是飘的，头重脚轻。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回到宿舍睡觉。”
从事医学的艰辛是其他许多行业所无法比拟的。医学技术日新月异，医生必须不断充电才能跟上潮流，免遭淘汰。半月谈记者从北京多家三甲医院了解到，要进入这些医院，医生大都需要博士学历，甚至要有留洋背景。工作后，还要继续学习、考试、做课题、写论文……永远也忙不完。
工作超负荷、劳动超强度，是很多医务工作者的现状。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魏文斌是业内一知名专家，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该院眼科护士王晶雪告诉记者：“医院本来就很忙，赶上魏主任出门诊，更是忙上加忙。魏主任门诊最高纪录是一天看110个病人。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看到晚上9点。匆匆扒几口凉饭菜后，他接着又去病房了。魏主任在上班时很少喝水，他说水喝多了去卫生间的次数就多了。腾出这功夫，能多看几个病人。”
而类似魏文斌这样工作繁忙的医生，在我国有很多。南京妇幼保健医院一儿科主任曾经一边打着点滴，一边给病人看病。她说：“平时工作非常忙，有时一天都离不开诊室，要看近百个病人，连上十几个小时的班。看着排长队等待看病的家长和孩子，作为医生，我们只有争分夺秒。”
假期少，没时间陪家人，没时间谈恋爱，是很多医生面临的现实困惑。高红是一位外科医生的妻子，她对丈夫的意见越来越大。“连续加班、值夜班是常事，有时在医院一待就是两三天，春节都要在医院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魏冬琳告诉半月谈记者：“医院里的大龄青年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时间谈恋爱。和对方定好的约会时间却不能按时赴约，加上交往的圈子很小，谈恋爱的成功率很低。有的谈了一段时间，对方发现我们医生忙得离谱，就渐渐冷淡了。”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玲表示，很多医务人员非常辛苦，承担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基层一些医院还要求医生们分担创收任务。在这种种压力之下，很多医学生不愿意从事医生职业，在职医生辞职转行的也不在少数。
收入不高待遇差，不能体现劳动价值
与医生所承担的工作强度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在社会各阶层当中，医生群体的正常收入并不算高。虽然也有医生靠“灰色收入”致富，但只是个别。如果只算“阳光收入”，对于绝大多数医生来说，并不能体现其劳动价值。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医生平均工作时间每周为50小时，法定工作时间应该是40小时，也就是说工作时间高出20%，但是工资水平却没有相应体现。
一位基层卫生局长透露，大部分基层医院医务人员工资少得可怜，收入不及大医院的1/3，还要承担相当大的责任，因此很难留住人。
在苏北某乡镇医院工作的陈春连告诉记者，大专毕业后，她回到了所在乡镇的医院工作，但逐渐发现自己的收入与在县市里工作的同学相差越来越大。“我并不怕吃苦，但大家的水平、所做的事情都差不多，为何待遇相差这么大，这我有点接受不了。”
近年来，基层医院医生流失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吉林东丰县小四平镇卫生院院长吕金权谈起此问题，显得有些无奈：“原来卫生院下边有15个村医，现在五六个都不干了。他们有的出去开药店，有的出去打工，还有的人宁可在家具厂做油漆工也不愿当医生。”
长春市人民制药厂总经理蓝志民原来是名医生，学了8年才成为正式医生，后来转行经营医药。他说：“学医要求特别严格，天天战战兢兢，担心出差错。”另外，收入太低也是促使他转行的一个原因。他有个同学是吉林省一家医院的儿科权威，从不收红包，但快40岁了房子还买不起，同学们聚会时凑钱帮他买房子。
“的确存在这样的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医务人员收入还是偏低，工作量要大很多，而且是高风险、高强度的。”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表示。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育德亦有同感：“医生曾经在很多人眼中是很有前途的职业，国外有经验的医生，收入会高于教授，在社会上也极受尊重。但如今在我国一些地方，情况却不是这样。”
医患纠纷频发，执业环境安全感低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很多医生的切身感受，工作中他们的神经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即便如此，还要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医疗纠纷甚至医闹困扰。
医患关系本应是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人们从摇篮到坟墓，最初见到的和最后见到的人，都有可能是医生。但在当前不少地方，医患关系失去了往日的纯净与温情，变得紧张和冷漠。患者对医生不满，医生对患者戒备，医患冲突升级，医生的生存环境不容乐观。
江苏省人民医院内科张医生坦言：“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工作再辛苦也能承受。但不能接受的是，辛苦为病人诊治，最后却屡屡被误解。”根据经验，张医生总结出误解的三大焦点：一是一些候诊病人因等候时间过长，直接跑进来斥责看病太慢;二是给病人开药时经常会被人怀疑是大处方;三是一些病人病情较重，甚至快要死亡时送至医院，没有救治成功，病人家属轻则埋怨医生不尽责，重则直接打骂。
长春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医生杨佳说，患者常为一点小事发火，比如遥控器找不着也要骂人。她有两个成绩特别好的同学，就是因为实习期间与患者闹不愉快，最终选择转行做医药代表、考公务员。“学了这么多年，真的挺可惜的。”
吉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韩梅出国学习5年，回国后发现医生让患者签的知情协议也越来越多。做骨穿要签，腰穿要签，用的塞米松也要签……“签的知情协议越多，医生可信度也越低。但是没有办法，为了防止医疗纠纷引起的官司，必须要签协议。”
河南省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脑外科大夫杨丽华认为，医学是一门经验和实证密切结合的科学，要付出相当长的时间来学习和实践。但在实践过程中，现实社会不允许医生出错。“医疗纠纷是当前许多临床医生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们开玩笑说是‘隔墙扔砖头，不一定砸着谁’。工作做得再好，都难以避免医疗纠纷。”
2011年9月，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显示，48.51%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位于首位的工作压力是医疗纠纷和病人及家属对他们工作的不理解。
紧张的医患关系让一些医生怀念和羡慕过去的时代。北京某三甲医院负责人说，他的母亲也是一名医生。“那个年代国家很穷，医生挣钱也不多，但只要看好病就可以。老百姓对医生非常好，患者给医生织袜子，送玉米、大蒜，很朴实。那不是贿赂医生，而是表达感谢。现在还那么纯粹吗?我是不愿意让孩子再学医了。”
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对北京、河北、广东、海南、云南、甘肃等11个省市的6000余位各层级的医师进行的执业状况调查问卷显示，近8成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近5成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甚至不少医生对自己的执业环境感到恐惧和不安。
“白衣天使”为何不愿下基层
当前，愿意投身基层卫生机构的医学毕业生越来越少。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状况?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成长通道狭窄、教育模式脱节等现实因素，直接导致“白衣天使”们不愿下基层。
基层医疗机构人才青黄不接
“咋不缺人?”一谈到基层医疗人才问题，吉林省蛟河市卫生局局长高尚显得有些着急。“我们上午在吉林市开了一个医改会，几乎所有的县医院都面临着人才短缺、在职人员年龄偏大的问题。”蛟河市共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16所，其中乡镇卫生院10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所，核定编制611人。截至2012年8月，在编职工513人，空编98人。“现在是两头堵，一边是医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另一边是我们基层医院缺人进不来。”高尚告诉半月谈记者。
《2011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卫生技术人员共计620.3万人，其中，各级医院共有370.6万人，社区卫生站和乡镇卫生院合计却不足200万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医院数量共约2万所，而社区和乡镇卫生院(站)加起来超过7万个。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一项针对380名医学本科生所做的就业意愿调查显示，8成医学生希望留在大城市，愿意去基层的不足2成。
在不少医学生抱怨“毕业即失业”时，基层医院却招不来5年制的医学毕业生，即使招来也留不住。蛟河市人民医院院长杜宝春说：“本科生只要愿意来，我们都会要，并想方设法给落编，可是招来的人却越来越少。5年制的医学毕业生几乎没有愿意来的，他们宁可上民营医院也不愿来我们县医院。”
北京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处长许俊峰介绍，2011年该市的社区卫生技术人员为1.8万余人，而实际需要的医务人员应该是3万人，缺口达1万多人。北京西城区德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年内调走了9名医生，其中6人离开了社区机构，该中心197名工作人员中，除了夜班和急诊，能做日常门诊和上门服务的还不到20人。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育德表示：“基层医生严重不足确实是现实情况。按照国家计划，到2015年要为城乡基层培养15万名全科医生，而目前全科医生实际只有7.8万，且大部分是转岗培养的，缺口很大。”
城乡医生收入悬殊
江苏涟水县县医院医生李华起初想去乡镇医院服务几年，但身边有朋友提醒他：“你到乡镇后，孩子上学怎么办?老婆工作怎么办?”这些很现实的问题让他打消了自己“幼稚”的念头，最后还是选择留在县城。
从事卫生工作近十年的江苏省射阳县卫生局局长徐勇分析，对于一名本科生来说，选择在乡镇医院工作，就意味着全家人都要陪他在乡镇生活，特别是子女的教育要受到影响，这是一些医生所不能接受的。另外，待遇低是医学生不愿投身基层的重要原因。徐勇表示：“且不论省级医院、市级医院的收入，就是县医院和乡镇医院的收入一年就相差一两万元，这还不包括一些‘灰色收入’。”
徐勇的话在记者调研中也得到了证实。谈起未来的工作方向，正在南通医学院读大三的王梦说，最好能留在市一级医院，实在不行就到县医院，但肯定不会去乡镇医院。“家里人辛辛苦苦将我培养出来，怎么可能再回到农村去呢?”她反问记者：“要是你，你会选择去乡镇吗?”
长春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医生杨佳是去年刚参加工作的硕士毕业生。她说，大学生不愿去基层，一怕条件不好，学东西不够多;二怕在基层安家落户，一辈子变不了。
“在待遇方面，基层医院与省市级大医院确实没法比。我们一般不外派进修，送出去的几个，进修后全都跑了。”吉林农安县开安镇卫生院院长贾树魁说，“一是工资低，大学生一个月就1000多元;二是医疗条件差，来了施展不开。”
蛟河市人民医院脑外科主任马宏宇是当地人，也是医院为数不多的本科毕业生之一。他说，之所以回蛟河，是因为当初定向招生，不服从分配要交培养费。“在基层付出不比大医院少，但待遇差很多。大家干同样活，收入差距太大。”
成长通道不畅，教育模式脱节
“从乡镇医院往县级医院流动，可谓难如登天。”徐勇表示，医学生一开始选择在乡镇医院工作的话，可能会一辈子呆在乡镇。上升通道不畅，也是直接导致本科生不愿到乡镇医院工作的重要原因。
即将从医学院毕业的黄明告诉记者，对于刚出校门的大学生而言，究竟选择到何处工作，一方面要看工资收入，另一方面也要看今后的发展空间，从某种意义而言，后者显得更为重要。“从目前接收的各方面信息来看，如果我选择乡镇医院或是社区医院，不仅医疗条件差，技能培训不够，职称晋升的机会也会非常少，这显然不符合正常人不断进步的愿望。因此，宁愿改行，我也不会到乡镇医院去工作的。”
南京医科大学大二学生陈烨说，毕业后能够到基层锻炼是很有意义的，问题是锻炼之后能否有通道回到水平更高的医院工作，这非常关键。“如果能像大学生村官一样给予政策优惠的话，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到基层工作。”
陈育德分析，如今医学生的教育模式也不利于塑造能适应基层的全科医生。“过去，对医学生的基本功要求很严格，仅凭四诊的望、触、扣、听，就能大致判断出疾病的方向。但现在医学院对知识点分割很细、很窄，没有广博的医学技能沉淀，而依赖化验、检查以及仪器设备等是不利于医学生未来发展的。在农村没有这些设备怎么办?医生的看病能力，恐怕会大打折扣。”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玲认为，我国现在的医学教育模式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分科特别细、教育时间特别长。医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与用人单位需求脱节。“医学院愿意把学生往高端层次培养，因为这样经费也多些，但问题是当前我们需不需要这么多高端医学人才，或者说需不需要所有人都这么高端?”(半月谈记者 李亚红 蔡玉高 郎秋红 秦亚洲)
让更多的医学生穿上“白大褂”
“医务人员是改革的主力军。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是改革各项目标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卫生部部长陈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针对现状，如何让更多的医学生穿上“白大褂”?业内专家建议，要提高医务人员，尤其是基层医务工作者的待遇、收入;提供更多的培养学习机会，打通基层医务人员发展的渠道;改革不完善的医疗制度，真正为基层培养一批留得住、扎得下根的医学生。
获得合理收入，实现劳动价值
“让医务人员获得合理收入，是当下迫切需要采取的措施。”江苏省射阳县卫生局局长徐勇表示，首先要提高人员经费占业务支出的比例，保障医务人员获得与其劳务价值相当的合理收入，体现多劳多得、优技优酬，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采访中，很多医生呼吁：提高收入，让医生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一些专家建议，医务人员的收入不应该一刀切，而应根据他们的职业资格级别、工种的风险与压力、实际工作量等因素综合考核，公平分配。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李玲说，医生这一职业关系着患者的健康生死，应该给他们足够的尊重、较好的待遇和体面的生活，鼓励他们发挥人道主义，让真正在一线辛苦为老百姓服务的医务人员得到应有的回报。
陈竺表示，深化医改，完善医院内部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做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同工同酬，收入分配向临床一线、关键岗位、业务骨干、作出突出贡献等人员倾斜，逐步提高医务人员待遇水平。
营造尊医环境，保障合法权益
当前，过重的工作压力影响到医生正常的生存状态。对此，受访的业内人士呼吁，要给医生减负，给予必要的人文关怀，保障他们的休息权，让他们有时间与家人团聚，与朋友相会。
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也必不可少。一段时期以来，对医生的负面报道连篇累牍、过度渲染，对整个医生群体形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因此，一定要去妖魔化，重塑医生职业形象，提高其美誉度。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育德建议，全社会需要倡导一种尊重医生劳动、尊重医生人格的良好风气，为医生执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与氛围。
此外，专家分析，不和谐的医患关系是医生社会地位下降最为关键的原因，需要建立第三方医患纠纷调解机制，切实保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
多年从医的夏仁刚告诉半月谈记者，发生医患矛盾，医生有时百口难辩。如果有健全的调解机制及保险制度，可以实现医患之间的良好沟通。同时，对医生的诊疗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不能因极个别病人不客观的评价而影响医生的信誉。
针对困扰医务工作者的医闹问题，今年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手段扰乱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医闹、号贩将受治安处罚甚至被究刑责。
当广大医务人员开展本职工作时，其生命和人身安全神圣不可侵犯，这理应成为全体公众的共识。业内人士表示，打击医闹决不能成为一阵风，亟待形成长效机制。
拓宽发展空间，转变择业观念
是否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要比收入多少更重要。采访中，很多医务工作人员呼吁，为他们制定合理的培养规划，积极开辟上升通道。
徐勇认为，近年来各地纷纷着力提高社区医务人员工资，这固然重要，但要让更多优秀的医生扎根社区，还得让他们获得和大型医院同行同等的职业发展空间，这需要为社区医务人员提供更多进修和培训的机会。徐勇建议，可参照大学生村官的培养机制，面向高校毕业生招收一批大学生全科医生，鼓励大学生村医服务基层，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如连续几年考核优秀的在考研、转入大医院方面享有诸多鼓励政策。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组织人事处处长曹瑞认为，目前我国医学人才评价体系缺失，特别是临床方面，评价医学人才更多是从奖项、文章上去评价。他建议，对基层医生的评价不应仅以成果、论文、获奖等情况来做判断，而应实事求是地完善卫生人才职称评价标准，突出临床技能考评。
大学生也要转变择业观念。蛟河县人民医院院长杜宝春告诉记者：“其实在县医院发展的机会很好，5到10年就能提科主任，我们医院没走的几个大学生全都提拔了，这在大医院基本是不可能的。”他说，全日制本科生基础知识扎实，只要用心，很快就可以独当一面。
因地制宜培养，加强供需衔接
李玲认为，赤脚医生制度曾经解决了我国广大农村人口的就医问题，它低成本、广覆盖，能解决农村看病贵等难题。但低成本不见得是低水平，医疗就应该因地制宜。
21岁的刘安南2011年7月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燕京医学院“山区班”毕业后，按照协议要在北京市门头沟区至少当10年乡村医生。他表示：“我在门头沟出生、长大，愿意扎根在这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燕京医学院2008年增设“山区班”，刘安南和他的70名同学成为第一届学生，他们都是农村户籍的应届和往届高中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学费、住宿费等全部由政府承担，还享受学生生活补贴。
“这些孩子的家就在当地，亲人朋友都在身边，所以他们更愿意留在家乡从医，人才流失率应该会比招收的外地大学生低得多。”北京市远郊区县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桂芝告诉记者。
吉林农安县开安镇卫生院院长贾树魁说：“针对农村卫生院，有针对性地培养，这个办法行。”吉林省东丰县孤山镇卫生所乡村医生尹国青从长春中医药大学毕业，是吉林省“一村一个大学生”培养的人才。父母对他期望值高，希望他能当个好村医。“村医在我们这里还是很有地位的，我觉得穿‘白大褂’的感觉挺好。”尹国青说。
“其实，基层并不需要高精尖人才，能看常见病、多发病，还有大医院诊断完的慢性病就可以了。”长春市重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高平表示。
中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对人才需求不同，医学教育并不能有针对性地培养各个医疗机构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建议，应该给乡村医生以特殊的学制，在高校设立2至3年制学科，进行全科式培训，让乡村医生能够满足地方基本的医疗需求，而且具备转诊到大医院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