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推荐自己认为合适的治疗方案，讲清楚其中利弊，由病人和家属选择。但因为西医是经验科学，大样本的积累所得，即便过往病例有大部分好了，但也有没好的。小概率落到一个病人头上，那就是百分百。而医疗效果，往往是引发医患纠纷的原因。因此，急诊科的医生必须沟通能力很强，否则做不好急诊医生 ]
换好衣服，疾步走到抢救室内区，这里是急诊科主治医师邓至的“主场”，早晨7点30分，邓至准时入场，一个急诊科医生紧张而忙碌的一天随之开始。
和夜班同事做好交接，邓至推着chart车(病历车)，开始一个个地查床。一间大约40平方米的空间，工作环境没法说好，因为摆放了11张移动病床，再加上护士和医生的工作台，显得拥挤不堪。
虽然有空调，但这里的空气依然闷热。
开业于1937年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是上海的一家三甲医院，急诊科主任童朝阳说，这里可能是上海所有三甲医院中最大的急诊科之一，6月26日，跟随着邓至，《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急诊科里度过了非同寻常的一天。
例行查床
这天有4个新病人，与以往相比，查房的进展比较慢。
8点45分，84床。73岁的徐老太因为前一天突然意识不清、昏迷入院。和所有病人家属一样，老人的女儿热切地看着邓至，想把老人发病前后的所有状况都详细地告诉医生，并心怀忐忑地期待医生给出一些让人安心的答复。
邓至说，目前正在查病因，有两种可能，一是中枢性的，要看是否有脑梗、脑出血；一是外周性的，因为有发烧、左肺不张以及炎症。“年纪大的人若有这些并发症，也会影响神智。”
邓至走到床头，抱着病人的头说：“老人家，眼睛张开让我看看好吗？”邓至掏出小手电，照了照病人的眼睛，又走到床尾，检查了一下病人的膝关节，用针刮了一下病人的脚心。感觉到痛，病人的脚迅速收缩了一下。
“老人家，就是刺激一下。”邓至说。
徐老太不满意了，嘟囔着说，“这不是刺激。”
老太太的儿女笑了：“哎呀，今天开始说话了。”
反复查了查各方面检查报告后，邓至说，感觉不一定是脑梗，而是肺的毛病。检查中间，别的床位家属来叫，邓至没有太多笑容，但是柔声说：“这里看好就过去，今天慢了一点，不好意思啊。”
检查完转身欲走，老太太儿子再问：“应该不是脑梗啊？”邓至回说：“嗯，我感觉不是。”
9点09分，32床。那里躺着一位肺癌晚期的80岁老人，已经在急诊室里呆了一周多，目前仅能用药维持生命。
邓至回头小声对本报记者说：“这其实算是临终关怀了，我们只能让老人痛苦尽量少一些。”
生命如此让人不忍放弃，躺在那里的老人，嘴巴里插着呼吸机，张大嘴使劲开合，双手时不时在空中抓挠，老人的妻子看着这一切，对邓至说，他很难过的。邓至点点头，拉着老人的手，发现血氧含量测不出，老人指甲都是紫的。
老人的女儿问邓至，是不是可以给老人买衣服了？衬衫可以吗？邓至小声告诉她，可以先换老人平时的衣服，只要清爽些就好，需要的时候再去轻纺市场买。邓至说，一些家属在料理后事方面没有经验，需要医生指导一下。
老人的妻子拉着穿着白大褂的本报记者，不停地说，老人的耳朵其实很灵光，什么都能听到，对于女儿提到后事，她觉得老人是听到了，所以有些烦躁。虽然家属需要倾诉，但还有其他病人等着，邓至没时间听更多，转身到了下一个病床前。
9点30分，39床。这是一个肝癌中晚期患者，女儿陪着病床上的妈妈。
因为妈妈还不太了解自己的病情，邓至把女儿叫到身边，小声询问病情。然后告诉女儿，一旦病人呼吸出现问题，需要家属选择是否插管，并交代可能出现的问题。
……
9点55分，内区11个病人检查完毕，医生们确定了当天的治疗方案。
内区、中区和外区
内区门外就是中区，其实这只是一条走廊，旁边就是急诊室大门，原本的设计是救护车经过这道门穿过走廊直接进入抢救区，但因为病人越来越多，抢救区不得不分出了内区、中区和外区。
按照病人病情的严重程度、紧急程度，病人们分别被安置在不同区域，目前整个抢救区安置了近70位病人。
因为24小时不能缺人，童朝阳说，这里就像以前的纺织厂，医生要三班倒。早班从早上7点30分上到下午15点30分，中班到晚上23点，晚班再接着到第二天早上的7点30分。
这周上早班的邓至，为了参加孩子第二天的幼儿园毕业典礼，她和中班同事协调了一下，今天自己下午17点下班，明天可以提前到14点下班。
相比于中班和晚班，早班的任务较重，往往需要给病人确定诊疗方案，所以这段时间内区、中区和外区分别有一名主治医师负责，而中班和晚班时每班则有2名主治医师负责。
一般而言，中区病人病情相对没那么严重，数量也不太多，所以中区医生还要负责接救护车。不过，内区、中区、外区的医生并不会界限分明，一旦救护车密集过来，内区和外区的医生也要配合接诊病人。
邓至说，这是一个更强调协作的地方。比如今天，既要有樊帆医生顶着中区，也要有薛渊医生处理外区几十个病人，加上急诊总值班邵勉医生、心内科总值班、神经内科、肺科、外科同事一起出谋划策，再加上护理部的同事，才能保证抢救区的正常运转。
刚走到中区，邓至就看到从救护车上接下来一个病人。
“怎么回事？”
“脑梗后遗症，反复呕吐，从大华医院转过来的。”樊帆说。
一般情况下，急诊病人会在预检处被分流到内科和外科，往往内科会占到80%以上，以老年病人为多，其中心血管疾病、中风、脑梗死、肺部感染病例较多，这也与中山医院的医疗特色相关。相对较轻的病人会在台面(诊疗区)治疗，重的则直接进抢救区。
不管是中区还是外区，都挤满了移动病床。尽管急诊科有170张留观床位，但床位还是紧张，因此抢救区里的病人往往无处可转，只能滞留。
必须沟通能力很强
这时，又来了一辆救护车，邓至赶紧去接。
这是一个从山西大同转来的病人，入院两天前失语，出现偏瘫症状，没有当地医院的出院小结，邓至迅速翻看了下病人的片子，一边询问病情，一边叮嘱病人家属赶紧去挂号，并安慰一头雾水有些慌乱的家属说：“不要着急。”
这个病人刚处理好，10点23分，又是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至，这是一个脑梗病人，从杨思医院转来的，因为病情突然加重，杨思医院要求病人转院。看着抢救区已经人满为患，邓至对家属解释说，放病床的地方没有了，只能辛苦你们先把床放在门口，等有位置再挪进去。
10点40分，一个急诊病人从门诊部送到内区，病人在拍CT时发生造影剂过敏。樊帆扯着大嗓门：“没事儿的，嘴巴闭起来，用鼻子透气，慢慢透。”虽然病人家属吓得够呛，但对医生而言，这其实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急诊案例。
11点15分，暂时空闲下来。邓至跟同事们交代了一下，决定去吃午饭。
医生的午饭必须抽空吃，午饭是统一的盒饭，他们经常会坐在急诊预检处后面一个大约5平方米的小隔间里吃，里面有3个位子，其间医生护士会不停来来往往，喝水、洗手，外面的嘈杂声非常清晰。
匆匆扒完饭，开门又回到了岗位上。
这天的病人中，病情比较复杂的是96床，可能是心梗，也不排除主动脉夹层，二者的治疗方法不同，所以必须弄清楚病因。
因为病人不适合移动，12点整，心超室的医生带着便携式心超设备来给她做心超。薛渊、邓至、邵勉都围在病床前等待结果，以更清楚地判断病情。
随后，包括神经内科总值班、心内科总值班在内的相关科室医生都坐在一起开始讨论96床的病情，他们翻看着病人的各种资料，提出各自的判断。13点37分，邓至又打电话给神经外科，请该科医生在网上查看病人的片子，并给出建议。
因为病人往往会有各种并发症，急诊室总是需要相关科室一起会诊，而每一次的诊疗方案出来，他们都必须和家属做好沟通。
薛渊说，医生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推荐自己认为合适的治疗方案，讲清楚其中利弊，由病人和家属选择。但因为西医是经验科学，大样本的积累所得，即便过往病例有大部分好了，但也有没好的。小概率落到一个病人头上，那就是百分百。而医疗效果，往往是引发医患纠纷的原因。因此，急诊科的医生必须沟通能力很强，否则做不好急诊医生。
这期间，邓至到各个病床前去看看病人的病情变化，输液的药用完了要再开，一位心律失常的病人到13点30分还没恢复正常心律，邓至去和家属商量换药。
习惯的忙碌
偶尔抬眼看了下墙上的时钟，“要2点了，我得赶紧给39床做个胸穿，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推着超声波诊断仪和做胸穿的器械，邓至让隔壁床的病人家属把床往旁边挪了挪，把椅子等杂物都收一下，否则她根本没办法把仪器放到39床病人身边给她做检查。
确定积水位置后，一位姓孟的住院医师来执行这个操作，她目前在中山医院专科医师培训基地进行培训，为期3年，之后她可以出基地找工作，但不一定会留在中山医院。
薛渊看着她，笑着说，自己当年做小医生的时候，1500元的月收入拿了4年，现在像小孟这样的小医生，收入仍然很低，也只有1000多元钱。
16点20分，经过沟通，32床家属决定不再输液维持老人生命。老人生命的长度似乎一下子变得可以被量化，或许就在那一袋药水用尽的时候。这样的认知让家属彻底觉得无望，老人的妻子开始拉着老人的手低低的啜泣，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旁边的子女们也红了眼眶，站在那里，默不作声。
对于他们的悲伤，抢救室里的其他病人和家属看了看，就转过头去，他们依然需要和自己的病魔抗争。
而医生们还要继续忙碌。
又来了一辆救护车，这是一个中年男人，昏迷、室速、测不出血压。邓至的脸红彤彤的，紧皱着眉头，对家属说：“血压测不出，我们要电复律，你们也不要犹豫了。”
没时间跟家属更多沟通，其他医护人员推过来除颤器，但邓至发现，因为地方狭窄，机器竟然推不进去。中年男人的病床就摆放在中区靠近外区的门口，与墙的距离只能放下一个氧气瓶。
她低低抱怨了一声，两手拿着电板，身体挤进去，使劲儿前倾，把电板放到病人胸前。“哇”，男人叫了一声，面部瞬间有了痛苦的表情，身体快速弹起，醒了。邓至松了一口气，向下级医生交代了一些监护和治疗的方案后，又迅速走到了斜对面89床，那里的病人也需要她。
再回到内区，32床老人的家属已经停止了哭泣，那个角落很是安静。邓至说，她已经学会了对生命的离开保持冷静。
“在这里，你必须做好情绪的隔离，才能保证自己不会乱了方寸，才能保证做事的效率，这是对病人的负责。”邵勉说。
16点50分，96床病人家属来找邵勉，问为什么病人以前从来没有这种病，现在突然就这么重？这是邵勉经常会遇到的提问，他详细和病人家属做了沟通。
17点整，中班的医生来接班，邓至把各床病人的病情以及治疗方案，需要注意的事项逐一交代，终于可以下班了。
近10小时的工作时间里，邓至喝了两次水，大概100毫升，去过一次洗手间。除了吃饭、往电脑上输入病历、讨论病人病情，她几乎没有坐下来过。她说，自己偶尔会累得回到家不想说话，但已经习惯了。
高强度背后
对于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这里的每个医生都不陌生，薛渊就曾经一个晚班里，负责抢救区的70个病人，同时接了10辆救护车，抢救了4个病人。“都是一个人，下班后脚都肿了，腿直打颤。”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工作强度，只能是35岁左右的“白菜心”才能承担，因为有足够的体力和医疗经验。
急诊的工作特点是脉冲式的，病人的发生并不匀速，以至于薛渊6月9日在微博上发了一张图片，说“今天内区空得可以开舞会了”，引得众同事纷纷发言，有说是奇迹，有说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闲暇的时候，他们也会讨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医患纠纷，为什么大家都在指责医生的医德。当然，他们也不回避灰色收入、医药代表、潜规则。
樊帆说，医院要考核病床周转率、药比、医保额度等，这些一定程度上都会对医生的行为产生影响。“比如有的病人住得时间长一些，那就必须有人住得短，以实现平衡，这也能解释为何一些医院不喜欢恶性肿瘤，以及晚期病人。”
这种不喜欢，因为上海市民秦岭的一封公开信，让人们有了更多的了解。
秦岭患肺癌晚期的父亲被各家医院推诿而无法入院治疗，以至于不得不动用各种人脉“走后门”，还要应医生要求去医院外购买各类自费药物。最后因为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一封回信和一个电话，秦岭的父亲才能安心地躺在医院病床上，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一天。
相对其他科室，中山医院急诊科的指标考核较为宽松，毕竟电光火石之间，人可能就没了，所以一些限制没法考虑太多。也正因此，医院里最重最晚期的病人往往会滞留在急诊室。但恶性肿瘤、慢性病晚期，这本不应该是急诊科的责任。
童朝阳说，中山医院的急诊科可能是上海三甲医院中最大的急诊室之一，每天的内科就诊量达到500人次。
实际上，按照徐汇区病人总数和三级医院数量，最初抢救区的设计容量是8个床位，留观区也只有留观一室，但慢慢的，有了留观二室、留观三室，但依然不解决问题。
有时候，如果医院已经满负荷，也会希望和120协调，尽量不要再送病人过来，但有些病人会要求一定到中山医院去。就像84床，儿子说妈妈从小就是在中山医院看病；比如53床，这个心律失常的福建病人之前在中山医院做过手术，所以每次发病总会打“飞的”飞到这里。
“看病不是做算术题，不是到了月底我就要担心看了这个病人后，我的考核是否会合格，药比是否超标。”樊帆说。
对于有人批评医生对病人不够耐心，不够和颜悦色，邵勉说这其实是本末倒置。“你要看有什么样的氛围，如果一天只有十几个病人，有充分时间沟通，医生的表现一定是不一样的。”
急诊室里也是易发医患纠纷的地方。“你也看到了，这样的环境下大家情绪都比较紧张，应急状况下沟通就需要更多时间，但如果要抢救其他病人，就很可能做不到充分的双向交流。”邵勉说。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美国医生特鲁多的这句话他们都清楚，但现实中做不到。
邵勉做了10年的医生，他说，目前的环境对医生对病人都是艰难的。他觉得医生只是一个职业，去除职业身份，所有的医生都是普通人。发生在医生、医院的任何事，都只是这个社会的缩影。
这一天，抢救区共接了22辆救护车，这个数字并不算多，只是极为普通的急诊科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