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管理研究专家庄一强教授
“希望我的加入就像是打开一扇窗，让一些新鲜的空气进来。可能不是主流，但总可以让人感到一阵清新。”去年10月被中国医院协会聘任为副秘书长后，庄一强成为在内地医疗界半官方机构任职的第一位香港人。
对长期生活在香港的庄一强来说，北京的生活是新鲜的。而对内地的同事来说，庄一强的工作方式也是特立独行的。
就拿开会来说。通常按照规矩，应该是领导先发言，然后才轮到与会专家。庄一强担纲主持时，会一反常理，“让最基层的先说”。以领导身份受邀参会，按既定程序发完言后，他会在主持人宣布开幕式结束时突然起身说“等等，我还要讲几句”，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说够”。还有一次庄一强发言后，一位领导暗自觉得这个人说话风格与别人不太一样。后来有人介绍说，这是中国医院协会新来的副秘书长，还特别强调是“香港来的”，对方才恍然大悟。
“如果一群人都按照一个思路说，10个人只是一个观点，开会有什么用？只有把差异化的观点表达出来，才能真正体现出价值。”庄一强说。
“为什么一定要让好医生去当院长”
1986年庄一强毕业于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由于在香港行医还需要花3~5年考执照，他放弃了从医，随后加入香港的跨国制药公司。其间，他又在美国、香港攻读管理学研究生，同时进修了法律。
“院长只会当医生，不会管理，中国的医院管理是个大问题。”上世纪80年代末，庄一强借做药品销售之机，接触了很多内地医院的科主任、院长。在跟院长们的交谈中，他学过医又学过管理的背景派上了用场，很多人对他的管理理念表示赞赏。有的院长听后觉得不错，就对他说，“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观点。下周我们医院要开大会，你把你刚刚讲的那些观点再给我们的中层讲讲”。
这样，作为业余客串的庄一强经常到医院给管理层讲从企业的角度怎么看医院管理。上世纪90年代，医院管理在国内并非一门显学，相关论著更是难觅踪影。庄一强阅读了大量国外医院管理书籍，并结合自己在讲课中获得的反馈，认真思考、备课，于是“越来越清楚自己该讲些什么了”。后来，他带着一个小组到广东省中医院各科室蹲点。一年后，他写出了《医院品牌战略发展实录》一书。截至目前，由他主编、主译的有关医院管理的书籍已有6本之多。
2000年，两个月的西藏之行促使庄一强作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的决定：辞去百万年薪的企业高管工作，正式涉足中国的医院管理研究。他首先做的就是到高校“游说”，希望能借助大学平台推动医院管理职业化培训。“在内地，往往是‘医而优则院’，将好医生提升为院长。为什么一定要让好医生去当院长？”庄一强说，在香港也有好医生当院长，但起的只是象征性的作用，医院的行政管理一般交由职业化运营团队打理。此外，香港医生的薪酬要比行政管理人员高出许多，因此大多数医生不愿参与行政管理。他认为，内地应借鉴香港的经验，逐渐树立医院管理职业化的理念。
然而，他的这一理念一开始并不为一些高校所接受。在几次“游说”碰壁之后，他终于看到了“曙光”——广州中山大学经过慎重考虑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办了中国第一个具有硕士学位的医院院长EMBA班。为引入美国的教学师资，庄一强自费飞赴美国旧金山等地，辗转多次后终于促成了美国伯克利大学商学院与中山大学的校际合作。
2004年，庄一强在香港注册成立了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和香港《医院观察》杂志社，全身心投入医院管理的研究、教学和咨询中。
“医疗问题=民生问题=社会问题”
在新医改启动之后，庄一强开始不断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是谁，他做得好，医改就会好；他做得不好，医改就不会好？”最后他得出结论：这个“他”不是大城市的大医院，而是作为医疗卫生体系金字塔结构中坚塔体的6000多家县级医院。在还没有太多人关注县医院的时候，庄一强的观点无疑是新锐的。
2008年到2009年，庄一强的团队用了一年多时间，展开调研并发表了《转型期基层县医院的生存与发展研究报告》，引发业内外的热烈关注。这一报告甚至得到了钟南山院士的认同。两人一拍即合，联手撰写并发表了有关县级医改如何着陆的文章。随后于2010年，他又带领团队对中国境内具有独立财政权的县、县级市的6204家综合性医院（含综合性中医院），从运营规模、医疗技术、经济资源3个维度的12项评价指标进行了定量的数据分析，最终推出了一个“中国县级医院·竞争力100强”的榜单。
令庄一强尤感欣慰的是，国务院医改办和卫生部于2011年已正式将县医院列入医改重点。而他现在思考最多的是，随着硬件设备的不断增强，县医院“软实力如何破局”的问题。他认为，基层医务人员的考核体系亟待改变。“对县医院的医生不能在科研、做课题方面要求太高，能看好病就行。香港临床医生晋升时，只要通过考试和床边的案例操作就可以晋升，不一定需要做科研、发论文。”庄一强认为医生分为两类：医学科学家和临床医生。大型教学医院的医生兼具二者角色，因此需要双重考核；而基层医院只需在“临床”上强化培训与考核的力度。
县医院软实力的提升离不开上级医院的支持。为此，庄一强提出一家地级城市医院托5家县级医院的“1+5”模式。他还建议每个省成立县级医院管理培训基地，尽快提升县级医院的整体管理水平。
在微博上，庄一强提出“医疗问题=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他说，医疗改革不是纯技术问题，这其中有资源分布问题、医生收入问题、医患关系问题，更牵涉社会正义、公平公正的问题。因此，医疗改革其实也是社会改革，而改革的关键在于顶层设计。
善良的本质是对生命的同情
虽说当初学的是医，但庄一强发现自己并不那么喜欢纯技术的专业，反而对哲学、管理等人文学科很钟情。当时，这名“不安分”的医学生一面读完了中山医科大学图书馆里所有的非医学类书籍，对鲁迅、郭沫若、孙中山、罗大佑等弃医从文者津津乐道；一面活跃在学校的歌舞团、话剧社、文学社。
“我是一个有点人文情怀的人，对物质要求不高，但追求价值实现。”因为痴迷于读书，不得不架着1700度近视眼镜的庄一强这样总结自己。他先后多次去印度，为的是搞明白“印度为什么会诞生佛教、印度教、锡克教等众多宗教”。同样，去以色列，从伯利恒到加利利海，沿途他会苦苦思考基督教的源起。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庄一强迅即主编出版了《当苦难来临时——献给医务人员及亲临苦难的人》一书。在“前言”中，他这样写道： “尽管医学并不能阻止苦难的发生，但医护人员对人的关爱，却能缓解苦难带来的打击。生命是人生一切价值的前提，善良的本质是对生命的同情。”
两年前，庄一强通过网络报名，扛着40公斤的救援物资自费赴非洲看望艾滋病致孤儿童。他18岁的儿子也已连续3年利用暑期到汶川做义工。庄一强说：“爱分小爱、中爱、大爱。小爱是爱自己和亲人，中爱是爱身边与自己相关的朋友、同事等。大爱是爱与自己无关的人。只有大爱才是永恒的。”
如今，在北京租住着一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电梯的老房子，天天按时按点坐班，甚至每月一次的回港探亲都要自掏腰包，亲友认为他“脑子进水了”，但庄一强乐在其中。对协会领导提出的特殊待遇，他一律委婉谢绝，只为不引起其他同事的意见，争取一个平等发声的机会。
从当初放弃高薪，到现在作为医院管理专家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为推动中国医改尽力，庄一强说，他始终是按照内心的指引做着他此生认定的有意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