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请你帮个大忙。”
我们犹太教堂很多人都会在电话的另一端时不时地听到瑞切尔?罗森独特的嗓音。任何有组织的活动 – 无论是主日学野餐，慈善活动，新成员欢迎会，还是访问学者的晚间授课 – 总能发现“组织者瑞切尔”幕后忙碌的身影，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我立即开始搜寻表示遗憾的理由。这真的不是帮大忙的时候。孩子们放暑假，我太太新开业忙得不可开交，而我又有一个科研基金申请截止日期是本月底。
“不知道你是否听说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她先让我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告诉我，我们教会成员之一，也是我们医学中心的同事之一，在晨跑时不幸死于心肌梗塞。“我正在安排今夜的守灵人名单，希望你愿意帮忙。”
根据犹太传统，死者的尸体从离开人世的瞬间直到入土安葬必须要有人陪伴不能将死者孤单一人留在那里。教友们仔细清洁尸体后为死者穿上简单的白色寿衣；再将死者放入棺材并封棺。然后就是守灵 – 守灵人彻夜和死者相伴并为之读经祈祷来慰籍亡灵。然而，伴随我长大成人的是改革后的犹太教，在新犹太教中人们并不总是遵从这些传统习俗。可是，以前有一次我不由自主地作了守灵人。
那是我做住院医第一年的圣诞夜，我自告奋勇节日值班。医院里空荡荡的，除了重症患者，所有的病人几乎都在节前出院了。重症患者中最危重的是米尔里德?鲁宾斯坦，一位患大面积心肌梗塞濒死的老年犹太女性。我问：“通知家属了吗？”回答：她的独子正在从加州赶来，但是暴风雪将所有的飞机拦截在芝加哥。我飞快地在她的病历上写下了几行病程记录然后到值班室休息。我的目标是早晨6点下班之前不离开休息室，除非有最紧急的情况发生。我很快沉沉睡去。
不久，电话铃响了，鲁宾斯坦夫人去世了，值班护士让我来宣告她的死亡。我请求：“可以等到早晨吗”？“不行”。
我很不高兴，脚步沉重地回到监护室。确认了无生命体征，按规定填写了书面文件，观望护士们做完了善后工作，将死者用推车送走。然后我急匆匆地回到值班室这个避风港继续睡觉。
凌晨4点，电话铃又响了，鲁宾斯坦夫人的儿子赶到了。护士告诉他他母亲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请求见我一面。
“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见医生。”
我再次回到监护室。鲁宾斯坦夫人的儿子坐在会议室的桌旁。他仍然穿着大衣，头发在暴风雪中湿透，眼中流露着深深的悲哀。
“我为你母亲的去世感到遗憾。”
“我可以见她一面吗？”
“她已经被推到楼下了。”
“医生，求你让我见她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根据犹太习俗，葬礼不开棺。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和母亲见面。
我给院内保安打了电话，他和我们在地下室见面，并打开了太平间的门锁。我很失望，太平间的冰室让10具在轮床上装在尸袋里的尸体塞得满满的。我围着尸体转了一圈，寻找可用来辨认尸体的方法，但是竟然连一个标签都没有。我试着打开最有可能的一个尸袋，但那不是鲁宾斯坦夫人，试到第四次时终于找到了她。
我为她擦去嘴边的分泌物，尽可能将她的头发整理好，然后推着轮床走进了一个闲置的货用电梯，此时这是唯一的一个安静隐秘的地方。我对她儿子说：“现在你可以进来了”，然后退到远处，留出一定距离让他们母子二人作最后的告别。我听到儿子轻声地对母亲讲着什么，然后是轻轻的啜泣声。过了一会儿，他走到我身边。
“医生，太感谢你了”，他握住了我的手，但是没有要离开的样子。
“我们该回去了”，我说。
“医生，我能不能要求你再帮我做一件事？你可以在这里陪着我母亲直到葬礼主持人到来吗？”
我犹豫不决。这个请求太出格了，我又冷又累，只想快点回到值班室睡觉。但是最后我还是同意了他的请求。我告诉他：“去休息一下吧，我会在这里陪伴你母亲”。
保安带他走了, 我拉过一张椅子, 再次和鲁宾斯坦夫人单独在一起。精疲力尽的我很快进入梦乡: 我开始听见有人用希波来语吟诵经文，我辨认出人们围绕着一个墓穴站着 - 这是在我妹妹的葬礼上。人的脸面大多模糊不清, 但一个人的面孔却异常清晰, 她就是自始至终为我妹妹治疗的医生, 小儿肿瘤科医生安娅?皮托夫斯基。 她是个高大严厉的俄罗斯女人, 住院医们称她”政委”。 我妹妹，不多的几个可以唤醒她温柔一面的病人之一，叫她安娜医生。无声的泪水在安娜医生的脸上像小溪般流淌，这是她最后一次查看她的这位小患者。 我突然从梦中惊醒, 不知身处何处，伤心至极。接着，我做了件非常古怪的事：我开始给鲁宾斯坦夫人讲起我妹妹的故事。
“她只有14岁，曾经有段时间她感觉非常好，可后来逐渐开始变得虚弱。她住进了儿童医院, 我每天晚都去看她。我给她带去冰淇淋，拉着她的手， 告诉她我的大学生活”。 一天晚上我们校园有大型舞会，但我不想离开她。 ‘去玩儿吧，’ 她说， ‘明天早晨再把有趣的事讲给我听。’
于是我去玩儿了一夜。当我第二天一早回到医院， 她的病房已是人去屋空。“我妹妹在哪儿?” 我问护士。 “很遗憾，她昨晚去世了。当时我们找不到你，已送她去殡仪馆了”。
“她死时我不在，”我哽咽着， “我再也见不到她了…我连再见都没来得及向她说。 她看上去不象是濒死的人啊， 也没有害怕的样子。实际上, 那天晚上她看上去那么…精神焕发。”当我向鲁宾斯坦夫人倾诉时，多希望那晚也有人也守护在我妹妹的身边啊。
早上6点葬礼主持人到了。我上楼回到灯光明亮的病房，检查完病人后走出医院。早晨的空气很冷，暴风雪刚刚过去，碧蓝的天空好像与大地融为一体。在阳光的照耀下，树上厚厚的冰凌闪烁着眩目的色彩。 我内心感到一种深深的宁静，这种感觉很久以后我才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瑞切尔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
“很抱歉没有早点告诉你，但我非常需要后半夜有人值班守灵。”
我拿着电话，想到鲁宾斯坦夫人儿子的最后请求，看到妹妹病房里在崭新的白床单覆盖下空空的病床，感觉到此时我那去世的同事的家属的痛苦。
在 “ 医生的每日祈祷”里，迈蒙尼德感谢上帝 “慈爱的圣父，您选择我来照看您的子民的生与死” - 但是照看死者对医生来说是最难恪守的职责， 因为这似乎与医生照顾生者的职责相悖。
然而, 自从那冰冷的夜晚，随着和死亡年复一年的抗争，我看到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善举也会给人带来无限的安慰。难以置信的是，也许是在那种时刻，我们愈合伤痛的能力最强。
“什么时候需要人?” 我问瑞切尔。
“早上4点到6点。”
这次，我没犹豫。
“没问题，我一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