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不是一个在挑战面前会退缩的人。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王宇有一个极为困难的任务，就是保护和推进地球上最大人口国家的卫生事业发展。由于中国的卫生事业和社会发展常常落后于国家传奇般经济增长的事实，这个任务变得很困难。但是，这些情况正在获得改善。王宇说：“我们拥有整个社会（的支持）：政府、群众以及越来越关注卫生事件的媒体。”尽管将这些支持转化为具体卫生措施方面的改善绝非易事，但是王宇并不惧怕挑战。
在1974年，文（和谐）革接近尾声的时候，王宇刚从高中毕业。他说：“那个时候没有大学入学考试。”相反地，根据政治和家庭背景来挑选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由于王宇中止了校园生活，他成为了印刷厂的一名工人。直到3年后他一直等待的机会降临——“文化大革（和谐）命后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王宇回忆道：“在学校中，老师会告诉我们如何为未来努力学习，因为我们必须为祖国和人们做些事情。所以我受到了良好的训练。”但是事情还不止于此，他解释道：“我有一个梦想。如果我能成为一个医生，我就能给病人看病，帮助他们战胜疾病、灾难。这就是我的基本人生观。”但无论有没有梦想，一个普通工厂里的年轻工人要想成为医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竞争很激烈。在1977年，差不多600万人参加入学考试，追逐300000个录取名额。王宇是少许能进入北京医科大学的幸运儿之一。而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
在专攻肝脏病学后，王宇在1989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并立即获得了难得的出国留学的机会，他在日本东京北部的自治医科大学获得了科研型博士的学位。为了研究丙型肝炎病毒，王宇呆在实验室里，如他所说，“一年到尾，每天从早晨到半夜，没有周末，没有休假，甚至没有新年假期”。王宇说：“在日本的时光很忙也很辛苦，但是我和日本的同事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而且我学到了如何做科学研究，如何认真和审慎地去做每件事情，以及按照计划和科学准则来做每件事情。这为我回到中国后的发展建立了基础。”
在1993年王宇回到北京医科大学后，他立即发现这些经历是无价的。王宇说：“许多人在回到中国后开始承担管理的工作”。王宇所在的大学立即建议他，“你在为自己和科研工作以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可以做一些管理工作来照顾你的同事和我们大学里的其他人。”他说：“渐渐地，我在管理工作上花费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直到我成为大学里主管科研和发展的副校长。”
到90年代末，王宇几乎已经完全放弃了实验室的科研工作，集中精力来增加学校的科研经费，以及增强科研的基础建设。他所做的这些引起了中国科学技术部（MOST）的注意，在2000年王宇被任命为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副主任，在MOST的支持下为增加生物技术科研经费和改善行政管理而工作。当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爆发的时候，王宇被调任农村和社会发展司的副司长。“SARS是一个警钟，”王宇说，“它告诉我们在那时，我们只注意到经济的发展而忽视了社会的发展。”
据王宇说，SARS爆发作为一个催化剂促进落实了国家的科学发展观中的许多提议，这些提议旨在使用科学的方法来绘制出中国和谐发展的轨迹。而对王宇来说，又是改变（角色）的时候了。由于在生物技术方面的背景和经历，他起先被任命负责针对疫情方面的研发，然后，在2004年一次由于实验室意外引起的疫情后，王宇被委派调查出错的环节。正是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王宇被任命为了中国CDC的主任。
王宇迅速地改革了一些陈旧的制度，建立起了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并改进了感染性疾病监测和报告制度。这些制度在人感染H5N1禽流感爆发和2009年甲型H1N1流感病毒流行的过程中，被证明是成功的。他说，现在工作的重点在于改变群众的行为习惯以便更健康地生活，以及“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把政府和人民给予的越来越多的特权用于人类发展”。“农村有比以前更多的资源来改善医疗体系，”王宇说，“现在使这些设想能按照一个科学和有依据可循的方式来实现，就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文献下载：Wang Yu protecting China’s 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