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难抑“GDP冲动”

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增选工作，再次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2011年12月8日，中国工程院在京宣布了2011年院士增选结果，54人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但有网民发现，早在一个月前，就有人“猜中”了其中的32位新院士。这自然被舆论视作了质疑院士增选的新证据。

熟悉的一幕曾发生在2009年。在77岁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院士闻玉梅眼里，院士增选俨然已成了潘多拉魔盒，两年开合一次；盒子喷涌的是各路候选人，瞄准她手里的一票，裹挟欲望、蜂拥而至、周而复始。

“打招呼的、汇报的，愈演愈烈，出面的还往往是单位。”闻玉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促使她和秦伯益、曾溢滔、庄辉等4位院士联名，在2011年增选期间发表公开信“我们的心声”，呼吁抵制“拉票”，然而应者寥寥。

事实上，早在2011年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启动伊始，工程院方面便试图通过增加诚信记录、完善调查制度等方式，来规范程序，但却未能改变外界对增选的质疑与非议。

礼都送到香港了

“对不起，我们有廉政公署的，接待你可以，但请不要给我任何东西，我将来是要坐牢的。”

出生书香门第的闻玉梅，是闻一多的侄女，她以研究乙肝病毒分子、研发治疗性乙肝疫苗闻名于世，2011年成为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回顾十余年参与历程，她感叹不良的风气愈演愈烈。

“1999年我入选时，觉得还比较清廉，没那么复杂。快公布的时候校长还问我，‘选上了没’，之前没关心，也根本没去跑。”她回忆说。

1994年我国设立中国工程院时，工程院院士就被定义为工程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称号、终身荣誉。首批院士96人，2011年增选完成后，工程院院士总数已达783人。

但不正之风愈演愈烈。经过十余年发酵，工程院院士、土木工程专家谢礼立将增选乱象称作“公开的秘密”。

2011年的增选启动于元旦，增选名额为60名，与2009年一致。按照原计划，4月底结束提名和遴选后，5月公布有效候选人名单。6月下旬进行第一轮会议评审，10月下旬进行第二轮评审会议和选举。

评判谁是科学家的权力，掌握在诸位院士手中。郭应禄院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单从投票程序上看，两轮评审、最终投票的程序已经堪称规范。“加起来我们要投7次票，第一轮里专业组投2次、学部投1次，产生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名单，向社会公示；第二轮里，包括最后的预投、正式投票在内，还要投4次。”

但在第一轮评审之后，为了在材料之外，进一步证明“自己确是科学家”，部分候选人林林总总的表演，纷至沓来。

“我可以说，今年跟我有关的候选人里，三分之二都来找过我。说是‘跟你汇报汇报’；有的是领导来，跟你介绍他（候选人）的优点在哪里。”闻玉梅说，“我们有一个院士在香港，今年竟然有3个（候选）人跑到香港去，他只能告诉对方，‘对不起，我们有廉政公署的，接待你可以，但请不要给我任何东西，我将来是要坐牢的。’”

港籍院士不堪其扰，而香港的候选人中也不乏效仿者，打来电话、发来短信，请求支持，对院士们而言，这是往年没见过的光景。相比之下，从北京、上海跑去西宁“拜访”者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我开玩笑说，你们跑的，说明没底气，我就不选你。”闻玉梅说，“实际上我还是看业务，但我真不希望他们跑，好像成了个潜规则。”

4位院士的公开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秦伯益则在初稿中加入一句，“如果以不正当的办法取得院士的称号，这对本人、对单位都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对社会更是一种伤害。”

遗憾的是，信件发出后几如石沉大海，应者寥寥。

单位出面

61.9%的院士认为候选人或其所在单位“助选”、“拉票”行为已成为公平选举的最突出干扰因素之一。

闻玉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今年另一个显著的新趋势是，单位、领导已经取代候选人本身，成为打招呼的骨干力量。

今次落选的西安理工大学教授黄玉美就对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曾有学校领导找上门来，询问是否需要去“走动走动”，被她婉拒。

“现在出面的往往是单位，个别的才是自己；有的领导还不小，美其名说送材料，其实就是来打招呼，有的本身就是领导，就以领导或上级领导的身份来打招呼。”闻玉梅说，“有一个市级单位的领导都跑了过来，说‘我这边最近几年都没有院士，希望能照顾’。”

工程院发起人、两院院士师昌绪曾透露，单位的触角甚至伸到了推选环节——“限制院士自由推荐院士候选人，只能推荐自己单位的，不能推荐别的单位的。”

随着领导们活动频率提高、范围扩大，活动的形式也越发五花八门。闻玉梅就碰见过一所大学，将她请去探讨专业问题，塞来的材料里却有一位候选人的院士申报材料，她只得将学术活动也一并推掉。

清华大学化工专家、院士金涌对南方周末记者所说，“我们很难界定‘正常交往’与‘拉票助选’的差别，比如一些学术交流活动，我们只能洁身自好，只要进入增选年、临近投票，我们就避免参加一些与候选人相关的活动。”

药理学家、院士秦伯益为自己设立了这样的原则：凡是有申报院士的单位来邀请做报告的，当年不去。他很快发现，那些没评上的单位次年大多没有再来邀请他做报告。

“有一次，邀请的人跟院士候选人无关，可我到报告现场一看，会场已经布置好了，要给我介绍候选人。”秦伯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说，老院士们大多爱惜羽毛，觉得拉票者是“烫手山芋”；部分新院士的警惕性则稍差，不排除一部分是虚荣心作祟。

变化的还包括细节。当被问及最夸张的礼品时，闻玉梅沉吟一会，表示“不好讲”，只透露，该礼品“不能寄回”，考虑到对方的面子，最后派了专人坐飞机去还给对方。

工程院方面显然注意到了愈演愈烈的不正之风，因而从3月份开始在网站上连续发布了3封公开信，原引部分院士的话称，“一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渠道进行不正当活动，为被提名人进行‘助选’或‘拉票’，有的院士所在单位还通过行政干预手段向院士提出不正当要求。”

副院长旭日干在6月27日第一轮评审会议讲话中提到，院方今年完成了《院士队伍建设》咨询项目，结果显示，有61.9%的院士认为候选人或其所在单位“助选”、“拉票”行为已成为公平选举的最突出干扰因素之一。

调查监督有用吗

正常的投诉-调查程序陷入尴尬境地。一面是“投鼠忌器”不了了之的调查程序；一面是大范围存在的恶意投诉。

在四院士的公开信发布以后，“只有一两个院士写信来说支持我们”，闻玉梅颇感无奈。她理解院士们对批评不正之风“投鼠忌器”，因为“一说就要说到人家领导、行政单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事实上，工程院工作人员也对闻玉梅提出过相似请求，意图杀一儆百，可这恰恰是包括她在内的老院士所不愿意做的，“我不想毁了人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院士候选人的监督，只剩下投诉与调查，可那又是另一个难解的结。

郭应禄院士参加过这样的调查，“我们会先把写信的同志请来，白天没空就晚上，我们起码3个院士加上院工作人员一起接待，然后找单位、群众，谁了解情况就找谁。”

闻玉梅不看好这样的调查。她指出，工程院并非公检法机构，并没有法律赋予的调查权，能做的一般只是找单位，后者对院士增选最具冲动，大多情况下都倾向于保护被举报人。多数情况下，调查都不了了之，“查无证据”。

但在“投诉-调查”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恶意投诉则层出不穷。这已经作为负面效应，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院士增选中。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院士周世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的人很聪明，有些时候就想给院士造成一种心理作用。他先不投诉，而是等你快进入第二轮了，再进行投诉。甚至有的人，在即将投票前才来投诉，把打印的信发给每一个院士。别人会认为，‘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么多优秀的人，为什么我要选被投诉的那个呢？”

据周世宁估计，近年来恶意投诉的比重约占三分之一，也确实存在有候选人因恶意投诉错过增选机会，他因此赞成今年设立的“时间窗口”，即8月15日后投诉不再受理。

类“GDP冲动”

类“GDP导向”下，院士成了一种资源，出来讲个话，上边就比较听。

面对喧闹的增选，闻玉梅衷心期望院士称号“归位”，“还其本色”。

但在院士俨然为稀缺资源的当下，这几乎是个奢侈的愿望，对院士的特别优待俯拾皆是——在河北，院士特殊生活补贴2010年已涨至20万元，医疗保健按副省级对待；在重庆，两院院士若愿意到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任职并完善协议，单位提供不小于200平米的住房，一次性给予200万元安家费；在湖南，省政府曾提出给院士们配发原本警务车专用的“湘O”牌照；新疆则明文规定，在疆院士可享受副省级干部待遇。

闻玉梅认为，单位成为院士评选中不正之风的主力，是因为学术界存在类似于城市之间的“GDP冲动”。“现在的导向不对头，衡量单位的成绩，看有几个院士、得了几个国家的奖、有多少个***，跟用GDP衡量城市是一样的。”

“（和GDP评价体系）不考虑环境卫生、不考虑能源清洁是一样的，只拿这几个数字作为评价指标，将来的后果不亚于只抓GDP不抓环保。”闻玉梅说。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院士武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今年的院士增选再度引起争议，还是因为“官本位”的思想贯彻始终；在现有制度下，院士成了“官位”，“大家还是把院士的名分看得很重，本应该是科技、人才的竞争，却成了资历、人脉的比拼”。

“解放初期，我老师就是学部委员（院士前身），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只觉得你确实有造诣，大家愿意来请教你，但（类）‘GDP导向’下，院士确实成了一种资源，出来讲个话，上边就比较听；申请个什么都容易得到。”闻玉梅坦言。

相比身在其中的院士，作为院士制度的研究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的观点要激烈得多。他与研究生王鑫琦今年完成了一篇论文《中国院士制度必须拆庙搬神》，文章提出，“在已经制定和实施了三大创新激励制度（奖励制度、职称制度、专利版权制度）的条件下，再设立院士制度，不仅多余，而且有害，因为创新天生排斥这种排座次的所谓最高水平。”

他对此提出了两项短期对策，暂停院士选举10-20年，或使选举透明化。他在论文中提出，“院士制度要想改革，最先的改动和最小的切口就是选举的完全公开透明化”，并考虑由人大参与监督。

这样激烈的建议很难进入工程院决策者的视野，但后者显然也在考虑如何对现有的制度加以改进。2011年的增选中，工程院新增了诚信制度。旭日干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对于违反增选纪律、干扰增选工作的行为，有的已作出了处理，按规定取消了当事人的候选人资格，情节严重的，还会记入工程院的诚信档案，影响今后参选。

历届院领导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增选风气，这让闻玉梅等老院士相信并对记者强调，增选的主流还是好的；谈及2013年的下一次增选，这种信念却无法完全打消他们的忧虑。

“假如我们不提出来，不杀一杀这个风气，就危险了。”闻玉梅说，“如果学术界都被‘GDP’忽悠了，将来国家（发展）上去都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