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某医院的一个心脏导管大夫为病人做冠状动脉照影，本来问题不大，但是最后给放了五个支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6 日下午在广东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痛批当前一些公立医院医生不讲医德、违规创收的行为。（3 月 6 日新华社）
我深深相信，制度是用来防范“坏人”的（就是所谓的道德败坏）。如果人人都是道德高尚者，那何必还需要监管的制度？如果一个制度形成的规则，无法防范“坏人”作恶，究竟是制度监管出了问题，还是应该把问题完全归咎于坏人的“不讲道德”？好吧！这个医生不讲医德，过度医疗给病人装多了支架，那么制度监管在哪里呢？如果是没有的，单纯的炮轰医德怎么可能阻止这些违规者那蠢蠢欲动的被商业思维彻底绑架的从业者？
这个社会下，经常把“医生创收”视作洪水猛兽，对之进行一顿痛殴。但事实证明，医生创收不但没有消失，甚至还愈演愈烈，成为一种坚不可摧的行业规则。文雅点说，“创收”就是获得收入。粗俗点，还可以翻译成赚钱。
但是，“创收”是一种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粗暴要求一个普通人不赚钱，放弃这种本能是反人性的，这是更大的不道德。他（她）和他们的家庭成员都需要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乃至到教育养老，这些生存都是需要很高成本的，医生也毫不例外。你真的无法说服一个人不“创收”，哪怕他是医生。
对管理者而言，要做的不是对“医生创收”污名化，千方百计去堵死医生创收的那些合法合规途径。一种刚性需求与人性本能，你越是去打压它，它反而反弹得更厉害，最后呈现出一种失控的状态。对医生过度医疗的违规行为是需要严格查处甚至是问责的，但是应该给医生创收更多合法合规的道路与途径，这才是扭转“违规创收”风气的办法。
想想吧，一方面公立医院医生的正常收入严重偏低，和社会普通技工的水平相差无几。另一方面，想要合法合规的“创收”途径被堵死了，只剩下不光彩的以药养医或者是过度医疗。这不是活生生把医者们逼上梁山，高风险作业吗？
每当看到大量的医院院长或者专家们因为“创收”而被反腐送进监狱，需要校正的不仅仅是医德，恐怕还有制度规则，后者才应该是重中之重。没有谁不希望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士，这些医者也毫不例外，如果他们能够得到更多光明正大的创收机会，谁会愿意去选择危机四伏而又臭名远扬的违规创收？
应该给医生创收一个取之有道的医疗环境，让医生创收公开化透明化合理化，而不是妖魔化污名化。在社会上，一个人活得尊敬，收入来源的合法化是最根本元素。医生劳动价值多少，收入价格怎么定，怎样的收入才是合理的？这件事情很难做吗？当然不是。
可怕的地方在于，医疗被全盘化定位为创收的产业，公益性一面被严重遗忘，很多职能部门的监管者被强势的药企牢牢控制与影响者。为什么中国医生的挂号价格长年被限定在数元的水平，连一个洗头的价格都比不上，方便卖药而已。为什么好的医生们被千方百计控制在体制大医院内？答案依然如此。
同样是治病救人，药价可以虚高天价，暴利数百倍。医价却只能落得一个白菜萝卜价，贬值数百倍，它正是这个时代的某种荒谬之一。未来的人们，将会从历史书读到这一段多么不可思议的过去，一切都是失控权力的魔法与任性啊！
本文为作者吴帅投稿。